极端民族主义是法西斯产生的土壤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民族主义倾向也随处可见。在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在不少国家畸变成极端民族主义，为法西斯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民族主要面临着是否“达标”的问题，因为在民族形成以前，许多群体可能还处在氏族、部落、部族发展阶段。根据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群体的民族主义只能产生在民族形成之后。然而进入近代以后，世界各地不同程度地受到民族主义的感召，于是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民族主义产生于民族形成之前。按照国际著名学者恩斯特·格尔纳的观点，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即“民族主义并非民族自我认知的觉醒，它只是在不存在民族的各处虚构出各民族”。学术界以前对“民族”的定义有一个共识，即“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为共同文化特点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但随着民族和民族主义关系的逆转，各种不同纽结和特征的民族主义随之产生出来，如种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由于各种民族主义的内容不同，会造成人群分割的不合理，甚至造成身份交叉和重叠的现象。
　　民族主义在发展初期，常常同反对封建专制联系在一起，因而容易获得正面的评价。同时，我国的世界现代史体系，长期以来以反帝反霸作为衡量事物的重要标准，因此常常把民族主义运动纳入民族解放运动的范畴，采取较为褒扬的态度。如在20世纪末撰写的“20世纪丛书”和相关论文集中，归纳出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三次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民族主义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20世纪末的民族主义浪潮。（武克全主编：《现代化扩展中的世界与中国》）作者除了对第三次浪潮（包括民族分离、民族冲突的浪潮）有所保留外，对前面两次基本上采取肯定的态度，认为其“主流基本上是殖民地附属国及其独立后形成的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
　　其实，对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双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早就作过精彩的论述。他们结合法国革命的实践，精确地划出进步民族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分界线。在20世纪上半叶，以法西斯运动为表现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不能仅仅看作是例外，而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负面表现。另外，凡尔赛体系以建立民族国家的名义对欧洲地图进行改划，其中也充斥着不健康因素，有些因素就同法西斯运动的兴盛相关。

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
　　德意志人的群体意识形成得比较早，在公元800年前后即已萌现，那是以日耳曼人为种族基础、以德语为纽结的群体。然而，由于德意志君主被戴上了“神圣罗马皇帝”的桂冠，德意志人较早就有浓烈的欧洲情怀甚至世界情怀。根据当时欧洲人的理解，皇帝是“世界之主”，普天之下只能有一个皇帝，他是上帝的代理人，又是全人类的代表。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是欧洲霸主，有着强烈的优越感。
　　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来自外部的刺激。主要是法国大革命，包括拿破仑对德国的侵占。法国大革命为德意志人提供了民族团结的范例。而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入侵和掠夺，在激起德意志人反侵略斗争的同时，也推动着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迅速转化成政治民族主义，要求加强民族团结，建立民族国家，恢复德意志的独立性。于是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诉求日益高涨。
　　然而在德意志人中，不要建立民族国家，而要以原来的模式在欧洲乃至世界上谋求霸权的，当时还大有人在。其代表者就是长期被视为反动势力代表的奥地利。其统治者哈布斯堡王室坚持的是多民族的大帝国，从原先的奥地利帝国，演变成后来的奥匈帝国。如今的欧盟走的是民族国家联合的道路，不少人认为这条道路中包含有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影子。因而，主观上倾向于保守的哈布斯堡王室，其主张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未来性。然而，奥地利的主张遇到了两个障碍。其一，该主张既不能令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德意志人满意，也不能令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成员（即匈牙利人和捷克人）满意，诸种民族主义的浪潮对帝国的统治形成冲击；其二，统治结构松散的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难以经受战争的考验，其战斗力远不如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国。
　　普鲁士高举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大旗，一路顺利发展。先排斥了最强的邦国奥地利，获得德意志领袖的地位，随后以“小德意志方案”（即排斥匈牙利人和捷克人居住区）统一了德国。到了威廉二世时代，出现了一个令人可怕的现象，即德意志民族主义同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世界情怀”相结合，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在一次大战以后，德国的民族主义发生了严重的畸变。

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西斯组织在欧洲各国和日本先后出现。除了日后走上法西斯专政道路的意、德、日三国外，出现法西斯组织的国家还包括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比利时、瑞典、法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葡萄牙、丹麦、匈牙利、西班牙、荷兰、芬兰、挪威和瑞士。各个法西斯组织提出的主张五花八门，但大多包含三项内容，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强调阶级合作的第三条道路外，都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以各自民族历史中某一段“辉煌”时期为资本或楷模，要求重振本民族的地位，统治和奴役其他民族。在极端民族主义方面，尤以中欧的纳粹主义为甚。
　　纳粹主义强调，世界历史的发展主线是种族之间的生存斗争。地球上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各个种族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欲望却是无限的，这样就导致激烈的生存竞争。严格的必然法则是强者胜弱者灭，这就是一部血与火的世界史。
　　希特勒认为，各个民族（种族）之间有高下、强弱、优劣之分，这是“自然赋予”的，却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三种人类的罪恶会削弱民族的力量——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与它们对立的是——种族价值、个体价值、自我保护的魄力与动力。如果优等种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血统价值，去信奉三种人类罪恶，就会因为血统的混杂而导致人种水平的下降，最终失去强者的地位。因此，各个民族客观上就是各个命运共同体，必须同舟共济，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求胜求强。
　　在这样一场斗争中，希特勒并没有接受黑格尔关于国家是“绝对观念”的最高表现和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思想，相反，他一再强调，国家不过是保种保族的工具。如果它完成了保种保族的任务，它就是正确有用的，在它不能胜任这个任务时，它们是有害的，要么加以改革，要么弃之一旁，用更好的工具取而代之。
　　为了完成保种保族的重任，纳粹党声称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既不是议会民主制，也不是君主制，而是“民族的领袖国家”“日耳曼国家”“人民国家”。这种国家必须实行“领袖原则”。
　　那么，为什么当时极端民族主义如此盛行，并成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土壤呢？
　　曾经发生法西斯泛滥的德、意、日三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都曾一度落后，当它们走上争霸的舞台时，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为了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夺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往往狂热地宣传民族沙文主义，把全国上下的民族优越感和对外扩张意识推到顶点。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德国战败，非但发展势头遭到阻遏，而且被套上受奴役的枷锁。意大利和日本尽管跻身战胜国的行列，但是在战后安排中没有得到预期的份额。三国在国际范围内成了所谓的Have-nots（无产）国家，国内民族复仇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情绪恶性发展，要求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建立世界新格局。
　　在欧洲其他国家内，民族主义恶性发展有着不同的背景。20世纪初，随着工业经济进一步发展，世界整体化和各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各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增加。很多犹太人进入经济发达地区，在新兴的金融业和传统的商业领域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优势地位，这样就强化了欧洲各地早已根深蒂固的反犹情绪。从西欧到东欧，法西斯组织大多具有反犹的特征。此外，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东欧民族成员纷纷涌向经济发达的中、西欧国家，他们原来的生活水平并不高，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报酬，在就业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因而引起当地工人的不满和反对。另外，一次大战后东南欧一带的疆界变动较大，其结果，罗马尼亚由于增加了大量的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克罗地亚则因遭受塞尔维亚的统治而兴起了“乌斯塔莎”运动。
　　法西斯政党在德国掌权后，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主义的宣传和举措。结果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满足了多年来痛恨凡尔赛体系的德国民众的心理需求，佐之以组建“民族共同体”的一系列举措，让德意志下层民众得到不少实惠。一时间，阶级矛盾缓和，社会秩序稳定。然而，逐步升级的反犹浪潮让不少良心人士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要求让所谓的优等民族去奴役所谓的劣等民族，于是扩军、侵略、屠杀便接踵而至。在德国入侵苏联的初期，苏联个别地方的少数民族群众因为不满国内的民族政策，曾结队欢迎入侵者，但深受极端民族主义毒害的德国士兵不可能善待心目中的“劣等”斯拉夫人，于是，曾经的投敌者很快转向，加入了游击队的行列。法西斯的侵略促使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打败了法西斯强盗，并在战后将法西斯战犯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