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军事改革面临的外在困境

军事改革是国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制于国家战略、政治体制和发展水平等外部因素影响。如果没有国家改革的跟进衔接，军事改革必将困难重重。在影响军事改革的外部因素中，国家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应对军事危机的现实需求、国家整体的科技实力、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对军事改革影响更大。
　　国家改革大局的系统性影响。军事系统是国家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军事改革受到其系统性约束。美军及北约等军队的军事改革也不能随心所欲，改革到今天这个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与军事的平衡。东欧国家军事改革之所以环境恶劣、成本很高，是因为国家政治制度剧烈变动和经济衰退的制约影响。当年我军提出裁军百万、军队要忍耐，也是由于国家大局对军事改革的决定作用。国家改革对军事改革的影响因素有：国家战略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社会对退役军人就业的承受程度、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社会综合保障水平等。军事改革如果不能与这些客观条件相适应，很可能遭遇“滑铁卢”败局。
　　现实安全需求的平衡性困境。军队执行任务没有间歇期。军事改革始终受到国家安全形势的硬性制约。一方面，军事改革需要有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和必要条件，使国家安全形势对军队的应急需求相对较小。上世纪50年代我国之所以能够连续4次大量缩减军队员额，由550万减到240万，是因为毛主席判断“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因而为军事改革抓住了机遇。另一方面，国家安全需求也影响着军事变革的方向和目标。21世纪以来，美军在推进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改革中，及时把反恐战争能力需求纳入其中，确立了“强化联合作战、增强情报优势、开发先进概念、推动转型落实”四大支柱，顺势调整了改革目标。军队改革不可能做到“全心全意”、按部就班，必然是一手在应对危机，一手在推进改革。改革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二者的平衡。
　　信息科技水平的输入性困境。军事系统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输入决定输出，而输出又影响下一轮输入，如此循环往复。军事改革是由科学技术、武器装备、军事理论、编制体制等共同作用形成的系统，其中科学技术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输入要素。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最重要标志，是军事改革的巨大驱动力。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全球孕育兴起，这种国家科技水平决定军事改革成效的作用更为明显。美军之所以在军事转型上领先，与它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有很大关系。2000年美国研发开支达2640亿美元，占世界研发总开支的45％。这是美军改革的最具实力的输入性要素。军事改革平台在军队，实力在国家，关键在科技。国家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事改革的领先度。
　　历史思想传统的惰性困境。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精神领袖的传统教诲，以及国民普遍的文化思维习惯，都会成为影响军事改革的阻力，比如内向或外向型的文化，国土防御的思维习惯，岛国或大陆型的国民心态等。而历史传统越辉煌的军队继承传统的动力越大，社会寄予的历史包袱越重，也最容易产生保守主义心态。拿破仑所造就的法兰西军队曾经所向披靡，打败欧洲所有军事强国，而二战时马其诺防线这个耗费了当时法国全部军费开支20％的水泥建筑，则成为这支军队消极静态防御的生动写照。更常见的是，习惯于旧的军事体制、运作模式的机构和个人，总是会产生某种特定的“惰性”，这种“惰性”最后就演变成建立新体制的严重障碍。俄罗斯2004年在进行军队指挥体制改革时，就遇到来自总参谋部及军工界的巨大阻力，使得总统不得不下“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