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冬”：俄罗斯面临的挑战

俄罗斯与西方因乌克兰问题引发的对抗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各方依然没有找到解决之道。相互较劲既给俄罗斯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使地区局势出现紧张和变动态势。
　　近两年，世界经济逐步显现出从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中走出的迹象。2013—2014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3%，其中主要经济体2014年的状况大都好于2013年。然而，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却恰恰相反。2013—2014年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两年呈现下降态势。特别是2014年只有0.6%的增速，为最近15年（除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最低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建设规模明显萎缩；进出口贸易双双下降；消费增长趋缓；通货膨胀率创6年来新高。尤其是2014年年中以汇率暴跌为标志，卢布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年内最大跌幅甚至超过100%。

陷入衰退的俄罗斯经济
　　俄罗斯经济出现这种“逆势”状况是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出现拐点、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关键是其产业结构、增长动力、财税收入均不断能源化。在谈及2000年后俄罗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时，人们往往注意到政权治理的效率和成绩，却忽视了另一个关键性因素：彼时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不断大幅上扬。实际上，是因为石油美元的大量涌入帮助了俄罗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摆脱了萧条，踏上了复兴的道路。也就是在这个增长过程中，苏联时期就积累下来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不仅保留下来，而且进一步加重，到2014年时能源和原材料行业在工业中占比已从苏联时期30%多增加到了一半。
　　其实，俄罗斯政府和许多专家都意识到了，这种发展模式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内虚”，也都表示要改变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政府制定的不少中长期发展规划也提出要向创新型经济转变。普京早在第一任期初始就表示要改变经济形态、调整经济结构，但十多年过去，当初的规划基本停留在纸面，结构调整看不到改善的迹象。
　　导致转型步履蹒跚的根源是发展战略依然以“赶超”为指导思想。急切地期望迅速提升宏观经济指标以证明政权的正确和效率、满足社会的强国心态，就很难集中精力于调整结构、营造创新环境这类“慢工”，也很难容忍依靠能源取得的主要统计指标看起来不美。
　　与这种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紧密相关的，就是出现了“旧”的、“传统”的东西恢复的迹象：行政介入经济运行、政府较多参与社会活动、垄断排挤竞争、权力取代规则。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加强了，但政府适应市场经济的职能却未见明显改变，政府的服务性未见明显提高。可以说，俄罗斯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成分单一化与能源垄断集团和经济治理方式共同作用，导致投资低效率、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发展严重缺乏自我修复和创新能力。也是因为暴露得越来越明显的种种负面效应导致了2013年增速急剧放缓。显然，这样的病体一有风吹草动就极易招致侵袭。2014年外部经济因素“放大”和政治因素“助推”，果然使俄罗斯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从经济背景看，美元汇率走强、需求不足、能源新技术革命等导致了国际石油价格一路走低，俄罗斯的石油美元收入锐减。在政治上，乌克兰危机后，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逐步升级，从冻结个人资产、禁止入境升级到动用金融手段，再到对能源、军事、金融等俄罗斯最关键领域实行制裁。其中反映最为迅速的是欧美对俄罗斯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制裁，它直接增加了俄罗斯企业融资难度，使其融资成本大大上升，同时也限制了外资注入以及俄罗斯自有资本的国际运作空间。
　　尽管俄罗斯领导人多次表示，形势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到2018年可以走出困境。但稍微分析就会看出，实际形势并不那么乐观，俄罗斯经济再一次陷入衰退在所难免：无论是导致衰退的诱因，还是恶化病情的推力，目前都没有看到任何缓解的迹象。而且，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经济仍然在持续衰退中，今年上半年GDP下滑2%，通胀近16%。由储备基金、福利基金和外汇储备构成的三大国家储备从高峰期的5000多亿美元减少到2015年7月的约3600亿美元。

处于战略焦虑状态的俄罗斯外交
　　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同时，俄罗斯的外部环境也因乌克兰危机而恶化。乌克兰危机充分显示了俄罗斯与西方在地缘安全和地区结构安排上的根本矛盾，相互间的对立和不信任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跌入新的低谷，陷入冷战后最严重的危机。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一年多后，卷入冲突的各方政策实际上进入了难以转圜的怪圈：乌克兰断定自身安全遭到威胁，进一步强化向西方靠拢的态度——西方重新把俄罗斯视为重要对手，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大做文章——俄罗斯又因此确信新的反俄阵线在步步逼近，更要巩固在乌克兰东部的阵地。尽管各方签署了两份明斯克停火协议，实际上不仅在根本解决问题上没有丝毫进展，连停火本身都难以维持。虽然性质、诉求不同，但各方矛盾焦点都集中在“安全”上。这说明，尽管冷战过去20多年，曾经以为消弭的鸿沟、解决了的老问题依然存在，且不时发酵。
　　冷战后很多年，俄外交一直处于某种战略焦虑状态。一方面，想以新的身份进入世界，不愿与西方陷入对抗，希望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另一方面，又试图恢复苏联的地缘政治遗产，以及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国际金融危机后，在西方陷入困境、多极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随着国力的恢复，俄罗斯变得更加强大和自信。从乌克兰危机演化过程中可以看出，曾经的战略焦虑变为战略冲动。从国家长远发展和与西方竞争的长周期看，在克里米亚和乌东问题上的“绝地反击”代价不可谓不大，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还可能是长期的。
　　当俄罗斯与西方的斗争重新聚焦于地缘政治和传统安全问题上，安全困境问题再次成为俄罗斯外交事务的头号议题。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历史上的“恐俄”心理重新抬头，又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支撑西方政治势力“遏俄”“防俄”政策的社会基础。北约集团开始研判是否重新强化集体防御功能、强化军事建设的色彩，美国和北约有了更多理由促使欧洲盟国加大防务开支。2015年年初的北约防长会议决定在东欧国家建立六个防御指挥部，以不断在东欧地区进行演习的方式调整军事部署。1997年北约向俄罗斯做出的不在新盟国部署军队的承诺几乎失效。不断增大的安全压力又迫使俄罗斯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尽管经济低迷、财政紧张，军费开支却继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和节奏，影响了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
　　外部环境恶化使增长乏力的经济雪上加霜，俄罗斯与西方较量的一些弱项和短板已经逐步显现，未来几年，经济发展显然已让位于克服危机。从目前情况看，普京在新一轮任期之初的经济发展目标已不可能实现，强军、民生等一些方面的具体指标至少也无法全部兑现。其实，回过头看，2011年和2012年两次惊心动魄的大选、2013年发展的瓶颈都已经传递出非常明显的信号——加快改革、夯实发展的稳定基础。2014年因“收复失地”和外部压力制造出的民族主义兴奋点只是暂时冲淡了这个信号，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了。随着时间推移，以及2016年和2018年两场选举到来，存在的问题难免不再被拿到桌面。毕竟，国家不可能在对外“呲牙咧嘴”的同时，集中精力于内部建设，不可能同时打内外两场“进攻战”。
　　无论乌克兰危机最后以何种方式画上句号，乌克兰都很难再将对俄关系作为优先指向，克里米亚问题必然长期困扰两国关系。俄罗斯促使乌克兰参加欧亚地区一体化的努力已经无法实现。长期作为俄罗斯第四大贸易伙伴、经济联系十分紧密的乌克兰陷入全面的危机也使俄罗斯丧失了一个巨大的传统市场——事实上，2014年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贸易大幅度下滑与俄乌贸易受挫有直接关系。俄罗斯试图通过支持东部分离运动、倡导联邦制改革，牵制乌克兰未来政策走向的做法也可能导致并不符合其预期的后果：如果乌克兰东部持续混乱、甚至失控，出现俄罗斯上院主席马特维延科所说的“中东化”状况，将在俄罗斯家门口营造出一个不稳定源，对其安全、经济和社会稳定未尝不是沉重的包袱。
　　当然，尽管同时面临内部发展和外部环境两大挑战，俄罗斯也不可能就此“崩盘”。俄罗斯政府对社会的掌控力度、普京持续获得的极高支持率都预示着，无论何种方式的“颜色革命”都将以失败告终；而体量如此巨大且仍保持一定应对资源的经济体，也不可能因外部制裁而被摧毁。“熬”过这场“严冬”应该可以期待，而“熬冬”的成本和时间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