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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度重视历史的民族,这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我们的历史不仅是有二十五史的正史系统,而且有跟正史相匹配的一整套的通俗演义系统。从唐宋开始就有讲史——民间以说书的方式讲历史。这对普及历史知识、增强民族的历史意识是大有好处的,妇孺皆知,大家都能接受,产生了像《三国演义》那样的历史小说巨著。这个传统一直发展到蔡东藩先生的《历朝通俗演义》。蔡先生就是这个系统在近现代的集大成者。
因为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绵延生命,所以才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演绎历史的小说,而几千年历史和历史小说在形成和强化民族意识、民族凝聚力方面,无疑也起到促进作用,增进了中华民族延续历史生命的使命感和再生力。不仅如此,重视历史的结果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观。融入历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种人生的价值取向。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是入世的,它总是把人们对彼岸世界的祈求,引导到对此岸世界的经营。把对“天国”“冥界”的期待,引向现实人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营造个体生命在此岸历史中的真实价值。
屈平辞赋昭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生命之火如何延续?我们的祖先讲究“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什么样人生的精神能够留芳千古永垂不朽?千古不朽的载体是什么? 呼应“三不朽”,文天祥的回答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人生价值取向、回答了三不朽的具体载体。“汗青”就是史册,怎么使精神不朽,怎么传下去,靠历史。中国人的人生终极追求跟历史已经割不断了,就是靠历史这个载体使自己的精神传下去。这是中国人突出的一种文化特点,它成为中国人人生的终极目标、一种信仰。因此,不可小看历史的作用。历史成为精神传衍的载体,青史留芳就是对人生价值的最大肯定。这种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成为优良的生命观、生命信仰、生命追求。这种精神追求就是信仰,它把现实与历史、眼下与久远、物质与精神、此岸与彼岸,统一起来。
因此,中华文化特别强调感恩父母和祖先,所谓“慎终追远”的“追远”,就是一代一代追寻上去,追本溯源,追溯历史。这就是历史意识,“祖宗崇拜”。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之一是光宗耀祖,至少不辱没祖宗,不做对不起祖先的事。连祖宗都忘了,叫“数典忘祖”,这是不齿于人的。自觉地把个体生命置于种族的生命长链之中,融入历史之中,对上不辱祖先,对下传承家风祖德,个体生命在历史长链中找到位置、精神找到安顿。这种意识代代相传,不断强化,积淀成伦理型的中华文化,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流淌在华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铸成中国心、中华魂。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异国他乡,永远保持着中国心,永远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
古代没有发达的新闻舆论载体和传播手段,史书成为社会公论的载体和传播媒体。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史官成为社会公论的主持人、公义的维护者。蔡东藩的书中写道:春秋时期,齐国权臣崔杼设计杀死齐庄公,自封为相国,他怕史官记下自己的弑君罪名,特地要史官写下庄公是病死的。而太史伯却秉笔直书崔杼弑君。崔杼大怒挥剑杀了太史伯,按当时史官由家族世袭的惯例,招其二弟太史仲来写。面对死亡的威胁,太史仲仍然秉笔直书。崔杼怒不可遏,又拔剑杀死太史仲,招他俩的三弟太史叔来写。太史叔视死如归平静地说道,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与其失职,不如就义。崔杼再次怒杀之,令其四弟太史季来写。太史季很快写好,崔杼拿起一看,依旧是他弑君之罪。他的暴力权威压服不了史官的正义。“秉笔直书”的史官和史书,连国君、大臣也害怕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显现了以《春秋》为传统的史书,能起到激浊扬清、弘扬道统的作用。可惜这种文化传统随着传统文化之被人疏远而疏远,其戒惧作用也随之消减。
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在普及历史时,既以正史为经,又以轶闻为纬。光讲正史像上历史课,他在书里加了很多故事轶闻进去,这就让大家都喜欢看、都能接受。我小时候没上学之前所听到的一些历史知识,有些是父辈讲的故事,有的是听福州评话,评话里也有很多讲历史故事的。我后来一看,很多都是从历朝通俗演义里面演绎出来的。我们小时候看的“小人书”,许多故事实际上也与此有关系。普及历史知识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增强我们民族自信心自豪感非常有效的方式。知之深才能爱之切。有人认为,只讲历史故事,没有当代的先进思想就没有什么价值。其实,只要能够正确地普及传授历史知识,本身就有价值。这套历朝通俗演义把历史正确地传播给大家,这本身就有积极意义。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陈旧的观念,今天的读者应有扬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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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藩(1877—1945年),名郕,字椿寿,号东藩,著作署名亦作东帆或东颿,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演义小说家和史学家,他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小说史上‘正史演义’创作的集大成者”。
蔡东藩历十年寒暑,用600余万言的煌煌巨著,记述了上起秦始皇、下迄民国(1920年)的2166年间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他创作的“历朝通俗演义”按著述时序为《清史演义》(1916年)、《元史演义》(1920年)、《明史演义》(1920年)、《民国演义》(1921年)、《宋史演义》(1922年)、《唐史演义》(1922年)、《五代史演义》(1923年)、《南北史演义》(1924年)、《两晋演义》(1924年)、《前汉演义》(1925年)、《后汉演义》(1926年)。以上11部书初版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印行,全套均为有光纸石印插图本。1935年该书局把这套书连同许廑父续写的《民国演义》后四十回,全部改排为铅印本再次出版,分装44册,总书名为“古今通俗演义”。在《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创作100周年之际,中华书局推出了《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双色绣像典藏本,全11部2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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