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本思想对旧人本主义的超越

马克思的以人为本不再停留于理论的形而上学的思辨层面，而是以实践把握历史的现实运动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始终坚持贯彻社会生活及其关系本质上都是实践的理论导向，克服了西方人本主义传统从人的概念、人的本质、“一般人”中引申出人的一切关系的理论抽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扬弃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进行巨大的理论创新而创立起来的。费尔巴哈哲学无论对自然界还是对人的理解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对对象、现实和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而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所理解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是以一定的方式发生一定社会关系并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
　　由于马克思人本视野中的人是具体的、现实的人，是具体地从事着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的理解不再停留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自在世界的简单层面，而是把世界理解为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是因人类实践活动的作用而产生的“现实世界”的分化。自在世界具有“优先地位”，但“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或者在人的活动范围之外的自然界，对人类来说是“无”或者说“是不存在的自然界”。这是因为，在人作用于自然界之前的原生态的自然界本身的意义只有通过人的开掘、发现，才具有属人的性质，才能获得对人而言的现实性；只有烙上人类活动印迹的人化自然才构成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自然界不再是简单的外在于人类的客观实在，而是与人相互作用的感性存在。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不仅是世界发生了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分化，而且也使人类自身发生了现实存在和理想状态的分化，世界与人自身的分化又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得到统一。
　　人与自然界以实践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人类实践活动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形式。与动物消极地适应自然的活动不同，人的实践具有自主性。人不仅是认识的主体，形成对自然界、人自身规律的认识，而且，人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能够利用规律，达到物被人所掌握和占用的目的，在物与人的关系中，不再是物支配人，而是人支配物。同时，人的实践活动还具有创造性，能够创造出自然界本身按其自身规律无法产生或者产生几率几乎等于零的事物。实践活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集中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至此，人的主体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方面得到了证明。
　　马克思的“以人为本”不仅确立起了人在自然界、人类历史中的基础和主体地位，而且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指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包括人的生活的全面发展、人的各方面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全面消除各种人与自然界的对立和异化关系，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对异化现象的消除表现在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全面发展。自由自觉活动的全面发展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活动的独立自主性、自由自觉性和积极能动的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二是人的活动的丰富性、完整性和可变动性。通过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全面发展，实现人对对象的全面而深刻的占有，从而全方位地、多方面地确证和占有人自身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要求社会关系的合理建构，同时，也关注自由个性的实现。实现自由个性，就是个人作为有个性的个人而与他人相区别，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积极、充分地表现自身的个性魅力和丰富性。自由个性的人，就是人的自然潜能、肉体组织、心理结构和人的需要、自我意识、思想道德观念等的全面发展和完善，最终，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由此可见，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哲学观从现实的感性的人出发，实现了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以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崭新的实践观找到了人类解放的道路，并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由哲学转到经济学，其目的更是明确地要为工人阶级提供解放自己和全人类的理论武器以及实践路径，并最终将他的理论宗旨实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并不是一个思想假设和逻辑推理，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的问题只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德国古典哲学在“睡帽中”发生的人的革命的努力，在马克思这里则落实到实践行动中去。
　　实际上，西方自古以来就具有人本主义的传统。西方人本主义，不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还是近代以来康德、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人在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强调人的自由自主性、实践性和能动性；强调人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关注人自身的存在，探讨人的最佳在世方式。西方人本主义传统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成果，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启迪，但它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把人当作抽象的人来考察，缺乏现实的感性的基础；不能正确理解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和实践；无法真正找到超越人的现实生存困境的物质力量、社会力量和现实道路，反而因其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导致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失落。
　　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的扬弃和发展，与之既有相互联系、一致的方面，又有相互区别的方面。就相互联系而言，首先，两者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其次，两者都强调以人的根本利益为尺度，尊重人、关注人，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就本质差异而言，最基本的问题在于对“人”的理解不同。西方人本主义把人理解为通过感性直观获得的一种假定的“抽象的人”；马克思的“以人为本”则把人理解为“现实的人”。与“抽象的人”不同，“现实的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不仅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着，而且在社会关系中生成、发展着。由于对人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人本主义不能把客观与主观、人的受动性和主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从客观现实性又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方面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而马克思“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中的人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存在，既包含着人的自觉能动性又体现着客观规律性。西方人本主义把人的本质看成是既定的、一成不变的，即使是现代人本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所强调的，也是人向着自身本质的回归。西方人本主义历史观把历史过程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把精神的因素看成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的历史观则以现实的、实践的标准，从生产方式的角度、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西方人本主义以全人类或抽象的个人为本的历史观难免带有模糊性和虚假性；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则把人的解放的道德诉求和人的活动和历史进程统一起来，找到了从实然通向应然的现实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