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何以脱节

时下人们对“产学研脱节”现象多有微词。公开的数据，我国每年受理专利申请90多万件，获得专利授权16万多件，连续四年居全球之首。可令人遗憾的是，专利转化率却平均不足20%；产业化率更低，不到5%。这样一方面政府拿真金白银支持创新，而另一方面大量专利成果却又束之高阁。花钱不得好，难怪人们会有抱怨了。
　　不过抱怨归抱怨，冷静分析，这现象其实也不足为怪。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即合理。是的，某些貌似不合理现象存在，背后必有特定的“约束”或“因由”。只是这些“约束”鲜为人知，所以才觉得不合理。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多：比如人们常常抱怨收入差距大不合理，殊不知只要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不同，按要素贡献分配就会有差距。差距大从道德看不合理；但从学理看则事出有因。
　　事实上，人们观察世界有两个视角：一是价值判断；二是实证分析。我的看法，研究经济要有价值判断，但同时也要有实证分析。比如研究人的行为，经济学讲，人的行为规律是“在特定约束下追求最大化”。这是说，追求最大化是人的行为共性，只是面对的约束不同，行为结果会不同。作实证分析，就是要找出那些约束“行为”的条件。约束条件找准了，行为也就被解释了。
　　与实证分析相对，价值判断是关于“好”与“坏”的认定。作为决策者，不仅要尊重价值判断，也要重视实证分析，否则只有价值判断会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对某现象，若价值判断认为“不合理”，那么按实证的观点，我们要做的并不是直接改结果，而是先改约束条件。约束条件不变，改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前几年有人认为肉禽价格高不合理，主张政府限价。设想一下，倘不改约束条件（增加供应），直接限价岂不会令涨价压力更大？
　　回头再说“产学研脱节”。其实，研究此问题也有两个角度：从价值判断看，产学研脱节无疑不合理，应当改进；但从实证角度看，这现象存在又有存在的理由。前面说过，人的行为规律是“在特定约束下追求最大化”，科技研发行为当然也不例外。问题是，造成这种脱节的约束条件为何呢？最近到南方调研，与科技人员多次座谈，大家认为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成果评价厚此薄彼。以资金来源分，科技课题有政府纵向与企业横向两类。据湖南、云南等地科技部门负责人反映，目前科研院所评职称往往重“纵向”轻“横向”。在长沙座谈时就有科技人员说，他所在单位评职称，无国家课题近于免谈。
　　二是财政大包大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增长近百倍，特别是近五年，财政投入均增长20%以上。这些资金大多以课题形式投给了科研院所。国家既发工资又拨经费，科技人员高枕无忧自然不会再去关心科技成果转化。
　　三是公共服务平台短缺。目前科技成果难转化的另一原因，是“中试车间”等公共平台短缺。一项新技术从实验室到规模生产，通常需要中试。有数据说，新技术成果通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可达八成；而未经中试成功率只有三成。困难在于，建中试车间一次性投入大，使用率低，科研院所与企业谁也不愿自己建中试车间。
　　我不否认，以上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会妨碍科技成果转化，但这些并非是关键因素。想深一层，如果成果评价重“纵向”轻“横向”导致了产学研脱节，那么请问，为何有人评了职称也不重视成果转化？事实上，目前科技人员中多数都是有职称的。可见，用成果评价解释“脱节”不足为信。
　　再有，说财政包揽导致产学研脱节，我认为也站不住。可证伪的例子是，欧美国家财政也投资科技，可人家成果转化率却达70%~80%。从国内看，目前产业化取得成功的技术成果中，也有不少是由政府投资的。
　　至于中试车间，这件事说到底是一个谁出钱的问题。中试车间当然最好由政府建，即便政府不建，假若研发者产业化愿望强烈，而成果又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建中试车间则易过借火。今天国内市场并不差钱，只要回报率够高，钱应该不难找。难就难在研发者自己对产业化缺乏动力，而成果又没有令人乐观的市场潜力。
　　说我的观点吧。当下产学研脱节，真正的原因是发明人产权缺位。根据“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化”原理，发明人不关心成果转化，一定是成果转化不体现他们最大化利益，否则断不会如此。可约束他们行为的条件是什么呢？这些日子思来想去，我认为是产权。事实确也如此。美国的经验，历史上联邦财政资助研发的专利曾归政府所有，那时美国专利转化仅5%，1980年“拜杜法案”将专利权下放给了研发机构，结果转化率一路飙升。
　　查阅过国内法律，2007年颁布《科技进步法》，仿效美国，将政府资助研发的专利权也给了科研院所。照理，我们的专利转化率应该提升，可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何以如此？症结还是在产权。原来，国内的科研院所与美国不同，人家私人投资；我们国家投资，专利权下放不过是“大锅饭”变“小锅饭”。
　　分析至此，看来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取消科研院所的“事业”身份，让其自立门户；二是专利权继续下沉，让发明人直接享有专利转让的部分收益。前者要改体制，后者要改法律。相对来说，改体制千头万绪成本会很高；改法律呢？程序虽复杂但成本要低一些。若着眼长远，应该改体制；而当下可考虑尽快改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