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法国人的简单点赞

2015年大年三十前一天，来华游学的法国青年小奥遭遇不幸，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专程从法国赶来的小奥父母替儿子做出捐献器官决定。法国人的习惯是，一个人如果生前没有通过任何形式表达过拒绝捐献的意愿，则可以视为同意死后捐献器官，尤其是有直系亲属做主的情况下。笔者由此想起在美国的经历。
　　我也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纽约州驾驶执照考试，竟然一次就通过了。当我拿到驾驶执照时开心大笑：在美国考驾照居然如此容易。但是驾照背后一个表格让我纠结，那就是一个器官移植的签名表，上面写着：“一旦我去世，自愿捐献器官”。表格下面还有一个选项，可以选择捐献全部，也可以选择捐献部分。一个信用卡大小的驾照竟然写了这么多内容，全部是捐赠。
　　看过表后我犹豫过，没有在上面签字，之后为这种默默无闻的奉献做法而纠结。我吃惊美国人这么直截了当，因为在此之前从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国家驾照这样写过。不过，你不得不承认，在驾照后面签字是遗体器官捐赠的最好方式，因为这个东西随身携带，而驾车又是一个有风险的行为。一旦出事，医院凭借这个签名驾照就可以动手切割逝者器官而无须背负法律责任。如果每个人这样做的话，社会上的供体就会大量增多，被挽救的生命也会大量增多。如果是现在，这个字我愿意签了，因为受到了太多的感动。
　　安利创始人狄维士在71岁高龄时获得器官捐助、被移植了一颗健康女人的心脏，令人惊奇的是他在手术后还有机会见到活着的捐赠者。那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伦敦，捐赠者是因为肺不好需要移植，幸运获得同一人捐赠的心和肺两个器官，而心肺最好相匹配，她的心脏与捐赠者的肺不完全匹配，于是便腾出自己的心脏捐赠给了狄维士。这两个手术同时在一家医院进行，所以这颗心脏只离开那位同样在做移植手术、活着的女士身体20分钟就移植到狄维士体内，女性心脏维持了他这位老年男性之后17年之久的正常生活。
　　狄维士在手术后和这位女士在同一处病房走廊中偶遇，惊讶地听到后者说：“嗨，你的心脏是我捐的！”于是双方热情拥抱祝贺重新获得新生。那位女士一生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灌制唱片，而狄维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自己有这个能力，也有这种意愿帮助她，但是这位乐观的女士并未开口，直到默默去世。感恩的狄维士则将生意场上赚来的钱回馈社会，经常捐款给慈善机构。
　　对于捐赠和被捐赠的人，也就是供体和受体之间，国际上的惯例是不应该有钱的往来，不应该有幕后运作。被捐者要排队等候，在美国有器官分配中心，不分贫富不分级别不分年龄，一律在计算机系统内排队。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心脏一直不好，三十多岁后先后发作五次，还植入过心脏泵，他也在71岁高龄时，等待了二十个月才获得心脏移植，即便这样还遭到社会质疑，人们指责他抢占了宝贵的资源，让一些年轻而等候时间又长的患者失去了手术机会。
　　至于在器官移植方面，并不存在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因为人种不同而出现器官不匹配的情况，只要血型等医学指标相符，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器官捐赠是可以的，血液可以互联互通。法国青年小奥因此成为中国第二例跨国器官移植成功案例，他捐出的一对肺、一个心脏、两个肾、一个肝脏，一共挽救了4个奄奄一息的中国人。小奥父母在捐赠时也已经知道中国自2015年1月1号开始取消了死刑者器官的利用，从而和国际准则同步，所以才做出的这个决定。因为捐赠就是捐赠，不是违背本人意愿的强制使用，即便是罪犯的器官。
　　摘除罪犯器官是因为我国供体严重不足，人们不愿意捐赠，不愿意自己或自己亲人的器官被不法分子和无良医疗机构拿去转卖，就像国人不愿意捐款被贪污、被层层盘剥一样。结果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最为庞大的国家只有百分之三的急需患者能够完成移植。而在小奥之前仅仅完成过一例成功的跨国移植。
　　其实，令我感触的不仅是法国人的爱心和美德，也是他们的简单。在北京，有个骑破自行车的老外以血肉之躯挡住了侵占人行道横冲直撞的驾车者，双方僵持许久引来众多路人围观。难道他不知道如果被一辆车撞上，还可能遭到更大的风险？那张照片被无数人微信转发，那个外国人代北京民警维持交通秩序的事迹也广为流传。其实，这些有良知的外国人只是用一些简单行为感动着中国。
　　我们也希望像他们一样简单，捐赠就捐赠了，尽心就尽心了，不再去想不归我们管或者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事。同时希望一些管理者也变得简单，即另一种简单——做自己该做的，不做自己不该做的。比如当公安局长的不能自己私藏枪支，管交通治安的不能自己先挂个假车牌，维修道路的不能整天为自己的小金库而重复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