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互称同志,是中央对党内生活的一贯要求和重要的政治规矩。党员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积极主动在党内活动中互称同志,使党内互称同志蔚然成风。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其后的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党员之间不分职务高低一直以“同志”互称,通过翻阅当时的党内文件、信件以及观看反映当时党内生活影视作品,我们还能感受到当时党内互称“同志”已成气候并形成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尊敬,在党内的文件中出现了称呼职务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1959年8月3日,毛泽东专门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杨尚昆等中央领导,认为“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1965年中央还专门就党内称呼问题发出《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
改革开放以后,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再次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规定:“在党内所有党员尽管工作分工有所不同,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战友,党内要互称同志,不称官衔。”中共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中也将党的领导人称为同志。十八大后中央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在对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期间中共中央制定的411件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后,160件被废止,231件宣布失效,20件继续有效。其中,就包括1965年《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可见党内互称同志依然有效,仍是中央对党内生活的一贯要求和重要的政治规矩。
众所周知,有那么一段时间,在党内活动中很难听到互称同志的声音。即使是在党委会上,甚至在党小组会上,党员之间也都互称官衔,不称同志。党内称呼出现了不太好的四种倾向。一是党内称呼官职化。在党内互称官职,随着官职升迁变化,称呼也随之改变。如果一个人有多项官职,则称呼级别较高的;如果官职是副职,则一般去掉副字。二是党内称呼市场化。将市场经济中对企业老板或高层管理人员的称呼用到党内生活中,如“老板”“老总”等。三是党内称呼江湖化。把社会上的一些称呼用语用到党内中,如“老大”“老爷子”等。四是党内称呼亲戚化。现在有些人为了显示亲密,在党内也称兄道弟、呼姐唤妹。年龄大的叫“某哥”“某姐”,年龄小的称“某弟”“某妹”。这些称呼既破坏了党内民主的和党内关系的严肃性,又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党的整体形象,不利于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和党的作风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良好的政治生态对党的作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强调党内要讲政治规矩。党内互称同志就是党内政治生态良好的重要指征,是党的重要政治规矩。虽然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已经认识到了在党内互称同志的重要意义,但在党内互称同志的气候仍未真正形成,尤其是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仍是叫声同志不容易。党内互称同志为何难进行?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受到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使人们形成了严重的社会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权力崇拜意识、唯官唯上倾向还不同程度存在,并表现在党内称呼的运用上。行为习惯尤其是群体行为习惯,一旦养成,不易改变。
党内互称同志,是加强党风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党的重要政治规矩,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体现。在党内一律称同志,有助于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平等观念提高权利意识,营造党内民主的良好风气;有助于克服封建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有助于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保持清醒头脑,放下领导架子,务实清廉为民,脚踏实地干事。
党内称呼正常化非小事,我们必须找到原因、克服困难,采取措施让党内互称同志的风气重新对起来,优化党内政治生态。首先,加强教育宣传,督促转变认识。称呼的变化实际是观念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可以通过党内教育督促党员放下心理束缚,主动接受正确观念,认识到党内称呼并不是小事,而体现的是一种彼此平等的政治关系。正确观念转变和形成后,应鼓励全体党员身体力行地去做、去实践,慢慢地,就习惯了,也就自然了。其次,制定相应规范,党内强制推行。既然互称同志是党内的政治规矩,就必须扎扎实实地落实践行。如果只是高喊宣传,不仅没有任何效果,反而有损党内政治规矩的权威性严肃性。中央可以下文明确规定使用同志称呼的场合。在党内政治生活,如党内会议、民主生活会、学习交流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场合都应该规范称呼,使用同志称呼。最后,要使党内互称同志蔚然成风,形成气候,领导干部必须首先转变认识,积极主动地在党内活动的各个场合互称同志,上行下效,党内才能形成互称同志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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