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不断有报刊编辑约稿,希望我就“共享发展”写文章,共享发展是中央提出的新理念,我衷心拥护。不过拥护归拥护,但要写出让人有启发的文章却不易。这些天我也拜读了不少公开发表的大作,观点我都赞成。为避免重复,本文将从经济学角度写,重点探讨公平分配问题。
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对公平分配有介绍,而我所以用这个题目写文章,主要是因为公平分配与“共享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也想对这方面的理论作梳理,这样一方面为读者思考共享发展提供理论坐标;同时也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至于是否能达预期目的,我自己不好说,交由读者评判吧。
顾名思义,共享发展是指人们共同分享发展成果,避免两极分化。用一句话说,就是要注重分配公平。据我所知,最早重视分配公平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将被新制度替代,依据就是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不公平,导致了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而一个不公平的制度,必被历史淘汰。
公平至关重要,也是人心所向。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举过一个例子,把一群人送到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孤岛,让他们一切从零开始,谁也没有财产,也不知自己的未来,这样由他们就分配制度设计——均等分配还是差别分配作协商,结果怎样?罗尔斯断定,多数人会选择均等分配。这虽是个假设的例子,但罗尔斯的推定不无道理,人类社会早期其实就是均等分配。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920年出版《福利经济学》,他也主张均等分配。庇古说,即便社会财富不增加,只要实行收入均等化也能增进社会福利。何以如此?他给出的论证是:穷人一块钱要比富人一块钱的效用大。对富人来说,多一块钱不过是锦上添花,少一元钱也无伤大雅;可对穷人来说,多一块钱是雪中送炭,少一块钱则可能影响生存。这样将富人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社会福利会增大。
上世纪前半期,庇古的这一观点广受关注,并曾影响过西方国家的政策。当然,其间也有不少人批评,批评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认为效用属主观感受,无法横向比较。穷人缺钱可能买不了自行车;富人缺钱可能买不起汽车,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说一块钱的效用穷人就比富人大;二是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不能顾此失彼。若只强调公平不重视效率,长此经济发展会停滞,最后富人也会变成穷人。
其实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就提出过关于福利优化分配的标准。在帕雷托看来,福利分配的最优状态,是指在既定分配状态下,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状况变好,而不使任何人状况变坏。通俗地讲,若不减少一个人的福利就无以增加另一个人的福利,分配如果达到这样一个状态,便是最优的分配。
帕雷托还指出,福利分配除了最优状态,同时也存在次优状态,即不减少任何人福利仍可增加某人的福利。学界称此情形为“帕雷托改进”。有这种情况么?我想到的例子是当年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农民收入增加,城市居民并未因此受损。帕雷托强调,只有“改进状态”的收入调整,才可照顾公平,也兼顾效率。
然而困难在于,收入调整并不能仅局限于“帕雷托改进”,为了照顾公平,政府有时不得不动富人的奶酪。那么富人的奶酪在何条件下才可以动呢?对此美国学者卡尔多提出了“假想补偿原则”。“假想补偿”当然不是真的补偿,卡氏的意思,政府调节收入可以抽肥补瘦,但要有前提,即穷人得到的收入能足以弥补富人的损失,否则动富人奶酪就不合算。
举例说,用富人的100元收入补贴穷人,若穷人收入因此增加了110元,这样补偿富人100元损失后还多出(社会总收入)10元,倘如此,卡尔多认为这种收入调整可取;反之若用富人100元收入补贴穷人,结果穷人收入只增加80元,穷人增加的收入不仅不能补偿富人的损失,社会总收入还减少了20元。这种收入调整显然得不偿失,也不足取。
问题是怎样才能让补贴有效率?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个设想,即采用负所得税方案予以补贴。负所得税的计算公式是:负所得税(补贴)=社会贫困保障线-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税率;而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补贴)。弗里德曼说,用这种办法补贴穷人的最大好处,是补贴兼顾效率,可鼓励贫困者通过勤奋劳动脱贫。
请看下面的例子。假定政府规定的贫困保障线为1000元,负所得税税率为50%,若某穷人的实际收入为1000元,按上面的公式算可得补贴500元,最后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收入加补贴)为1500元;若实际收入500元,可得补贴750元,个人可支配收入为1250元;若实际收入为零,则可得补贴1000元,个人可支配收入也只1000元。可见,实际收入越高,最终个人可支配收入也越高。
以上是经济学关于分配的相关理论,转向政策层面,我认为有三点启示:第一,共享发展体现社会公平,事关人心向背,故防止两极分化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第二,调节收入分配应优先“帕雷托改进”,凡是不存在外部负效应的分配改革,皆应尽快推进;第三,调节贫富差距要兼顾效率,上策是社会总收入不减少。为此,补贴穷人要立足“造血”,扶持他们将蛋糕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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