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记者：2015年中央出台了两份重要文件——《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请您和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学习体会。
　　陈吉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自觉的行动，来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环境保护。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环境保护的有关重要讲话、论述、批示达80多次。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主要有四方面的认识和体会。
　　一是思想观。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归根到底是一个自然观、世界观和政绩观问题。其中，坚持“两山论”和绿色发展理念至为重要、影响深远。这是我们党执政以来不断探索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升华，带来的是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也是执政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根本上更新了我们关于自然资源无价的传统认识，打破了简单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的方法论。绿色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是一场关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注重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将超越现有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改变经济腿长环境腿短的状况，塑造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是实践观。辩证认识和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是我们在实践中需要把握的重大问题。不能因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长期性就搞击鼓传花，也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要着重破除在制度建设中没有很好地解决发展与保护关系的矛盾。根据我们的制度优势与特色，亟需加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坚持党政同责。这在制度上把发展和保护放在了一起，解决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通过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构建与权力相匹配的责任担当或问责制度，把党委政府和各部门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落地生根，这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其次是坚持问题导向。总书记指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相比，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相比，生态欠债依然很大，环境问题依然严峻。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再次是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目前，我国环境质量差、生态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提高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既能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也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三是系统观。总书记强调自然生态要素的空间系统性，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还强调环境保护的时间系统性，“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急功近利”。这就要求我们从全局和整体出发思考发展与保护的问题，不能只考虑发展而不考虑治污，不能只顾着本地而不管周边区域，更不能让今天的发展成为明天发展的包袱和障碍。
　　四是全球观。绿色发展是全球发展的趋势，更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人类迄今为止2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不超过10亿，主要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我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我们今天如果重复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将无法解决我们面对的资源环境问题，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更加绿色化。

深刻认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
　　记者：鉴往知来，科学制定“十三五”规划，首先要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有一个科学认识。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十二五”以来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陈吉宁：“十二五”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各地、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以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为重点，坚决向污染宣战，在产业结构偏重、经济总量快速增长、能源消费总量持续攀升、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发展压力下，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成绩来之不易。
　　全力推进污染治理，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国务院发布实施“大气十条”“水十条”等重大行动计划，以坚定的决心和扎实的行动，还新账、补旧账，大力推进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目前，我国城镇污水日处理能力由2005年的5200万吨增加到1.75亿吨，已成为全球污水处理能力最大的国家之一；煤电机组脱硫设施安装率达96%以上、脱硝设施安装率达到87%，电厂煤耗已达世界先进水平。2014年，全国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超过600万辆，超过2011—2013年三年的总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用这么大的工程和投入治理污染。“十二五”期间，我国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减排最明显成效之一是我国酸雨面积已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水平。2014年，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1.1%，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劣Ⅴ类比例由2010年的15.6%下降至9.2%，大江大河水质稳步改善。
　　坚持预防为主、守住底线，推动转方式、调结构。预防是环境保护的首要原则。我们积极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编制划定方案并开展试点，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将这项工作列入省级政府任务。相继完成五大区域、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地区发展战略环评，涉及全国25个省近180个地市，涉及全国一半以上国土面积和人口以及40.9%的经济总量，为区域重大生产力布局和项目环境准入提供重要支撑。国家层面开展360多项规划环评，83个产业园区的重点产业规模、功能布局得到优化调整，沿海港口避让各级自然保护区34处，水电开发多保留1170多公里天然河段。这些工作为我国长远发展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生态资源。在项目环评方面，加快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和重大项目审批，国家层面审批项目环评文件1150个，否决150多个不符合条件的项目环评审批，涉及总投资7600多亿元。加大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力度，2011—2014年，全国淘汰钢铁1.55亿吨、水泥6亿多吨、造纸3266万吨，分别是“十二五”目标任务的1.6倍、1.6倍、2.2倍。
　　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农村环境保护迈上新台阶。成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大力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修复工程。我国森林覆盖率由本世纪初的近16.6%上升为2013年的21.6%。建成自然保护区2729个，总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14.8%，85%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深化农村环保“以奖促治”政策措施，组织三批共23个省（区、市）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截至2014年底，5.9万个村庄完成整治任务，1.1亿农村人口直接受益。“十二五”前四年已解决2.81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依靠制度和法治加强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将以“1+6”方式推进。“1”就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6”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保护督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等6份配套文件。新《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施行。2015年1—10月，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521件，罚款数额4.2亿多元；实施查封扣押、限产停产案件5284件。由单纯“督企”向综合“督政”转变，环境保护部组织对30个市（区）开展综合督查，约谈15个城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推动解决了一批突出环境问题。环境司法取得重大进展。2013年各级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污染犯罪案件总计706件，超过以往十年总和。2014年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违法犯罪案件2180件，超过上年2倍。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明显提升。依托“六·五”世界环境日、世界地球日等纪念活动，应用各种媒介手段，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和参与范围。2015年6月5日，开通“12369”环保微信举报平台，仅3个月就接到6千余条举报信息。
　　记者：这些成就还是挺让人振奋的。但不可否认，环境治理还须下大力气。在您看来，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陈吉宁：总体上看，我国环境保护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多阶段多领域多类型问题长期累积叠加，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环境质量差。以公众比较关注的大气环境质量为例，虽然总体上大气污染治理取得积极进展，但2014年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的161个城市中，145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占90.1%，重污染天气仍频繁发生。2015年11月初开始，东北地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出现空气重污染过程。这既有不利气象条件的原因，也说明我们的污染治理还很脆弱。空气重污染的成因很复杂，相关科技支撑还有待加强。与此同时，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不及时，一些城市存在前期预警不到位、应急措施不落实等突出问题，社会反响很大。
　　污染物排放量大。我国化学需氧量（COD）、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都在2000万吨左右。要实现环境质量根本好转，这些污染物排放总量至少要下降到百万吨级水平。与此同时，总量减排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关系更趋复杂。一些没有纳入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排放量依然在持续上升，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进一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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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受损严重。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显示，我国生态足迹增加的速度远高于生物承载力的增长速度，是生物承载力的2倍以上。海河、黄河、辽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分别高达106%、82%、76%，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水资源开发生态警戒线（40%）。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长江中下游的野生中华鲟，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几千尾减少到仅存百尾左右，野生种群面临灭绝危险。
　　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更加突出。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化学品生产和消费大国，化工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主要以基础化工为主，落后产能仍占较大比重，布局总体呈现近水靠城的分布特征。突发环境事件处于高发期，今年前三季度，我部调度处置突发环境事件65起。特别是天津“8·12”爆炸事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环境安全意识必须始终牢记，环境安全防线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区域环境分化趋势显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东部一些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部分环境质量出现好转态势，但中西部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重工业集聚发展阶段，很大程度上仍在复制东部过去的发展模式。从项目环评审批的情况看，中西部地区重化工项目投资持续攀升，相关产业自东向西转移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如果处理不好，西部有可能重复东部一些地区污染严重、生态受损的状况。西部是中国的生态屏障和“水塔”，生态环境敏感度高、监管能力弱，一旦出问题，将会是灾难性的。

正确平衡和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记者：“十三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目前看来，生态环境质量问题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要补齐生态环境这个突出短板，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陈吉宁：民之所望，施政所向。补齐生态环境这个突出短板面临巨大挑战，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
　　我国环境问题的形成，既与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也是粗放发展模式带来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依托资源环境、劳动力及后发优势，走的是压缩型、追赶型的快速工业化道路，各种环境问题在短期内集中爆发。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是在一二百年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逐步显现的。对比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我国在相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环境问题更加复杂。传统煤烟型污染与臭氧、PM2.5、挥发性有机物等新老环境问题并存，生产与生活、城市与农村、工业与交通环境污染交织。十几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这么大的体量、这么快的速度、这么短的时间，我们的环境压力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大，污染治理和环境质量改善的任务十分艰巨，难度前所未有。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环境质量改善是一个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治理水平提高而逐步实现的过程。相比国际上一些国家，我国是在较低的收入水平解决更为复杂的环境问题。美国提出PM2.5控制时的1996年，人均GDP达到2.8万美元，煤炭、工业能耗占比仅为20%、7%左右；而我国2011年提出PM2.5控制时的人均GDP为5400美元，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8.4%，工业能耗占70%左右，能源和经济发展阶段差距较大，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更大。随着环境治理措施深入推进，留下的很多环境问题是难啃的硬骨头，复杂性也在增多，解决的难度在加大，改善环境质量的边际成本在增加、边际效益在下降。
　　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社会对我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也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为事关人类发展与安全重大问题的解决投入更多力量，我国承担更多环境责任的压力也日益加大。
　　记者：在您看来，“十三五”期间以环境质量为核心、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陈吉宁：当前，全国上下都在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我们也在积极谋划“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基本思路是：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严密防控环境风险，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联动协同效应，不断提高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十三五”环保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主要有三方面考虑。一是突出问题导向。环境质量是环境保护的着眼点和落脚点，环境保护的成效最终体现为环境质量的改善。只有从质量改善这个核心出发，才能厘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明确破解难题的途径和办法。二是突出百姓期待。抓出一批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能受益的环境治理成果，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三是突出系统科学治理。当前环境问题沿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难取得好效果。以改善质量为核心，可以更好地统筹运用结构优化、污染治理、总量减排、达标排放、生态保护等实现质量的关键手段，形成工作合力和联动效应。
　　实现“十三五”的生态环境目标，难点在于，我们仍是在快速发展和转型中破解环境问题，所以实现与全面小康社会相对应的环境目标，不能靠环保部门单打独斗，必须将绿色发展、生态文明融合在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党委和政府要共同做好环保工作，各部门都有环保的责任，发展、工业等部门都有保护的责任。你不能一讲环保就是环保部门的事，你只管GDP，现在你在要GDP时，也要考虑GDP是黑的还是绿的。如果地方经济和环保“两张皮”的问题不解决，环境问题很难解决。必须把这个责任有效地落实到地方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同时还要推动每个人的环保自觉。
　　要平衡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我经常讲，如果经济发展一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是吃祖宗的饭、欠子孙的债，不算本事、难以持续；也不能只强调环保不顾及发展甚至搞垮了经济，这同样不算本事，最后也会伤害环保。当然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前者。一定要坚持两点论、辩证法，讲两点最终对经济和环保都有好处，只讲一点，对经济和环保都没有好处。
　　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关键是要扭转发展的传统惯性模式，增强转型的决心和勇气。越来越多的实践让我们看到，发展与保护之间不仅相互制约，而且相互促进，两者既矛盾又统一。加强环境治理，利用环境保护来优化经济发展、推进经济转型，可以让发展质量更好、效益更高。要改变环境保护影响经济发展的单向思维，处理好“长痛”和“短痛”的关系。不能把环境和发展对立起来，事物都是两面的，越不关心环境，就只能粗放式发展，粗放式发展总有一天会被历史淘汰，与其被动地淘汰，不如积极应对。要按照五中全会的要求，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环境保护真正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把生态环保培育成新的发展优势，探索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