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人眼里,蔡襄是以书法家著称于世的。其实,在当时,他还是一位勤政务实、关注民生的地方官。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今福建仙游)。十九岁即以开封府乡试第一的突出表现考取进士,名动京师。进仕后,他历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知福州、知泉州、知杭州等职。庆历五年(1045年),知制诰蔡襄以母亲年老体衰需要就近照顾为由,请求皇帝宋仁宗让他到家乡福州任职。宋仁宗为他孝心所感动,安排他以右正言、直史馆出任福州知州。蔡襄到任伊始,便开始察访社情民情,当他了解到当地由于水利设施尤其是“古五塘”年久失修,导致旱情年年困扰、粮食年年歉收之后,决定对症下药,兴修水利。“古五塘”处于原东湖位置,东湖是晋代严高任太守时所修,大致位于今福州东湖宾馆、温泉公园、琴亭湖一带,后来疏于清理,淤塞严重,一部分高抬成田地,一部分分隔成接近水库大小的池塘,“古五塘”或许就是这些面积较大的池塘。总之,蔡襄说干就干,他积极筹措资金,动员群众投工投劳,清理淤泥,疏通渠道,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古五塘”,使大面积农田受益,水旱无忧。
皇祐六年(1054年),蔡襄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开封是首都,皇族、权门、巨贾、恶少,鱼龙混杂,极难治理。然而,蔡襄却不甘墨守成规,他到任后,大刀阔斧,惩奸治污,而且他善于抓大放小,行事干练,以简驭繁,决断如流。据晁说之《晁氏客语》记载:蔡襄任开封知府期间,“事日不下数千,每有日限,事拣三两件记之。至其日,问人不测如神”。一次,某富商被杀,家属到开封府报案,蔡襄要求捕快三个月内破案。后来期限已到,案件却无丝毫进展,为逃避责罚,捕快竟然随便抓了个流浪汉,弄些血衣、匕首做假证据交差。蔡襄审案之时,流浪汉大声喊冤。蔡襄觉得事有蹊跷,就问捕快:“凶手是在哪儿抓到的?”捕快回答说,是在城东关帝庙。蔡襄心中明白了捕快的“把戏”,先将流浪汉当堂释放,之后把捕快关进了大牢。他说:“这个流浪汉既不疯又不傻,倘若真是他杀,他销毁证据还来不及,怎会把那么明显的杀人证据留在身边、并在游人如织的关帝庙让捕快抓到呢?这不过是捕快为了结案,故意陷害好人罢了。”后来,宋仁宗听说这件事后,不禁连声夸奖蔡襄说:“君谟精吏事,京府无冤狱!”
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任福州知州。在此任期内,蔡襄大力兴办学校,以教育推动人才的培养,以教育促进民风的转变,实现了教育与民风的双轮驱动。福州教育资源匮乏,他多方努力,广设乡校,普及教育。他礼贤下士,加强师资,聘请郡士周希盂、郑穆等博学鸿儒为州教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他提倡“文章与礼法并重”,双管齐下,使教育大为普及,福州学风更加浓厚。当时,福州民间沿袭一种陋习,谁家治丧,除在家大摆筵席外,还要在山头举办斋筵,任路人随意饮食,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许多穷人家本就穷得叮当响,但民风如此,欲罢不能,逼得他们典田卖地,因丧致贫者比比皆是。为此,蔡襄亲作《戒山头斋筵》一文,提倡丧事简办,禁止丧家在山头设斋筵,违者严惩不贷,这股不正之风才被刹住。在蔡襄的治理下,福州百姓知礼守法,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蔡襄还曾两度出任泉州知州,直到嘉祐五年离任,前后共计四年余。他在泉州主要有两大政绩,一是修桥,二是植树。古万安渡,位于泉州城北二十公里处的惠安洛阳。洛阳江与泉州湾在此汇流,当时,南北两岸无桥可通,交通十分不便。由于水势险恶,过往舟楫常常不得不停渡。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商业十分发达,但水上交通不便却阻碍了商业发展,商人为此抱怨连天。为此,一些仕宦缙绅,很早就想捐资修桥,只是苦于政府无人引导而作罢。蔡襄到任后,立即牵头组织修建万安桥(又称洛阳桥)。他牵头拿方案,动员泉州各界人士捐资,自己也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捐一百六十石助役”。在他和泉州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全长一点二公里的万安桥终于在嘉祐四年底完工,造福了两岸百姓,使泉州的商业更加繁荣。万安桥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是我国建桥历史上的奇迹,被茅以升称作“福建桥梁的状元”。难能可贵的是,万安桥如此浩大的工程,却未动用国库一分钱。
在福州、泉州那段时期,蔡襄还动员和组织百姓,从福州至泉州、漳州,沿途遍植松树,全长达三百五十公里,防止了水土流失,保护了道路,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绿化工程。
上一篇:供给侧改革应避免的六个误区
下一篇:运用互联网思维推进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