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可以说,没有能源安全,就没有经济安全,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我国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能源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十三五”规划18次提到能源。
我国国际能源安全话语权缺失
传统意义上的能源安全主要指的是石油安全,具体来说,就是要确保一个国家拥有稳定的石油供给(油源)、安全的石油通道(油路)和平稳的石油价格(油价)。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对中国而言,能源安全至少还应该包括两大要素,即能源消费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我国在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在确保能源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我国能源供给能力大幅提高。2014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为36亿吨标煤,比2000年增加了22.5亿吨,增幅为167%。其次,节能环保成效显著,“十一五”以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了21%,全国平均供电标准煤耗下降到321克/千瓦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环保达标改造已近尾声,在能源领域的话语权有所提升。再次,虽然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依然以煤为主,但是清洁能源的占比比十年前上升了7.9个百分点。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十年前仅为90万吨油当量,到2014年增加到5400万吨油当量,增长60倍,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有助于降低排放。最后,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特高压输电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已经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等等,为未来新能源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能源领域,我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国在能源安全的五个方面都缺乏一定的话语权。
油源方面。我国对中东、北非的石油依赖度分别高达50%和30%,而中东北非地区又是全球治理失败比较集中的地方,政治腐败,社会动荡,都为中国能源供给埋下了诸多隐患。最近,中东局势日趋复杂,且变化莫测,在反恐事务方面,很多国家开始倾向于俄罗斯,俄罗斯和欧洲结盟似大势所趋。如若如此,未来中东北非事务将有可能会从美国主导转变为俄欧共同主导,这不但对我国的能源供给不利,还会影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进行。
油路方面。我国已经形成了四大方向的能源通道网络,包括东北方向的中俄油气通道(陆上),西北方向的中国—中亚油气通道(陆上),西南方向的中缅油气通道(陆上),以及海上油气运输通道。四个方向中,海上运输量达到85%以上,陆上不到15%。未来30到50年之间,海上能源运输通道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是,我国海上运输通道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并且有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包围,我国尚无法有效控制周边海峡,能源通道存在安全隐患。
油价方面。全球共有三个石油期货市场,五个现货市场,两个基准油价,分布很不均匀,中国一个都没有。鉴于石油越来越凸显的金融属性,可以考虑尽快建成上海原油期货市场,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石油价格,提高我国在石油定价机制方面的话语权。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对于石油的价格却没有丝毫话语权,只能望价兴叹。
能源消费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我国的能源强度高,能源利用率低,能源开采和消费比较粗放,生态环境和地下水资源也遭到了一定的破坏。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二氧化硫排放2200万吨。大气污染愈加严重,雾霾天气大范围频繁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损我国在气候谈判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主导权方面。我国不但在油源油路油价方面缺乏一定的主导权,而且在能源技术引领方面,以及在排放标准方面,总体来说都缺失与我国体量相匹配的话语权。
对策建议
发动能源技术革命,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能源消费对环境的破坏。2014年6月1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召开,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会议强调,要确保我国能源安全,需要四个革命和一个合作,即推动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革命,和能源对外合作。在四个革命中,最为重要的是技术革命。人类对于能源的使用,经历了薪柴时代、煤炭时代、油气时代,未来会进入新能源时代,技术创新伴随着每一次时代的变迁。因此,通过能源技术的创新,不但可以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利用率,还可以在新能源时代夺取技术制高点,引领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在能源领域拥有绝对话语权,与其技术创新密切相关。无论是过去核能的发明,还是现在的页岩气革命,对整个国际能源格局,乃至于国际经济格局,地缘政治格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际能源署(IEA)的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称:“美国油气产业复兴带来的冲击是二战以来全球能源领域的最大变革。”而页岩气革命是由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为前提的。
积极推动能源对外合作,将能源合作纳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规划中。世界十大油气出产国中,分别有六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国十大原油进口国中有六个都是带路沿线国家。所以,有很多西方学者说,一提到“一带一路”,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能源,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推动能源对外合作中,不但要重视与能源储产国之间的合作,更加要注重多边合作。我国目前还不是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也不是一些重要能源多边组织的成员国,积极寻求加入这些多边组织,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话语权。
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治理。目前,我国能源安全存在“马六甲困局”。虽然有学者认为“马六甲困局”是个伪命题,理由是,不但中国依赖马六甲海峡,日本和韩国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度也很高,所以马六甲海峡不会被封闭,也就不存在“马六甲困局”。但是笔者认为,“马六甲困局”不在于海峡是否被封闭,而在于海峡目前同时受到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双重威胁,尤其是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比如海盗和恐怖主义袭击,这类威胁的解除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难以实现,需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切入点,积极参与周边、区域与国际能源治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治理效果越好,公共产品质量越高,我国在能源领域的话语权就越高。
将中国标准注入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中。目前我国制定的排放标准已经达到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排放标准,但是在对外合作谈判中,只以世行和欧盟标准为准。这大大降低了我国的国际谈判能力,即使我们采用的本国标准多么高,都不被国际社会采用。如果能将中国标准注入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中,则会大大提高我国在能源安全体系中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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