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慕尼黑看中国与国际秩序

2016年2月12—14日，第5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黑举行。慕尼黑安全会议又称慕安会，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和影响最广的安全和防务会议，素有“防务领域的达沃斯会议”之称。今年的慕安会有近600名各国军政首脑、专家学者商界和媒体人士云集“巴伐利亚庭院”，其中包括30名国家与政府元首，近70名各国外长和防长。笔者有幸作为中国学者和智库代表，参加了本届慕安会，参与了多场的与各国政要的早餐会、午餐会和内部会晤，从而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一会议。

从慕尼黑安全会议看国际形势的变化
　　“过去一年是冷战结束后世界面临挑战最严峻的一年”。慕安会主席伊申格尔在慕安会开幕致辞时如此说。在慕安会召开前夕，主办方发布了《201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该报告聚焦恐怖主义、欧洲难民危机、中东乱局、乌克兰危机等议题，为此次慕安会定下了基调。值得注意的是，和往年不同，今年的慕安会议题开始突破传统安全议题，主办方安排了专场讨论气候安全、卫生安全、人的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
　　除了焦点议题打击伊斯兰国和欧洲难民危机外，此次慕安会的一大焦点是俄欧斗法。随着乌克兰东部局势胶着，俄欧矛盾越发突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言批评俄罗斯展示其核力量、进行军事演习旨在“恐吓邻国”，“破坏地区安全，造成地区不稳定”。斯托尔滕贝格一方面声称“欧洲安全的基本原则是边界不允许受到侵犯”，另一方面则强调与俄对话有助于促进战略稳定，避免事故和升级，敦促俄罗斯做到和北约互相通报军演。在反导问题上，斯托尔滕贝格宣称北约部署的反导系统不针对俄，不削弱俄核威慑能力，寻求与俄合作，并升级相互核查机制。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则抨击北约对俄罗斯政策“不友好”，甚至可以说“正在滑向冷战”。（需要值得指出的是，在现场梅德韦杰夫并没有声称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已经处于“新冷战”，而只是指出具有这种危险，这和有些媒体的报道有所不同。）在乌克兰问题上，梅德韦杰夫指责乌克兰并没有按照明斯克协议规定的进行修宪举行地方选举，将协议未能得到遵守的责任归咎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梅德韦杰夫则警告如果处理不好，会对中东带来灾难性后果。梅德韦杰夫批评西方不愿意在反恐问题上与俄罗斯合作是“荒谬”的，抨击西方对于削弱俄罗斯更感兴趣。有意思的是，梅德韦杰夫在发言中最后引用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名言“国内政策只可能击败我们，对外政策却有可能杀掉我们所有的人”，呼吁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努力，确保未来地区和平。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则大打“悲情”牌，在慕安会上痛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抨击俄罗斯在叙利亚“轰炸平民”，颇令人动容。
　　各国领导人讲话中，引起最强烈反响的还属美国国务卿克里。克里在其讲话中首先提到难民危机是“二战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欧洲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同时指出统一而强大的欧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在反恐问题上，克里则表示美国决心尽快击败伊斯兰国，将采取军事、经济、金融手段多管齐下，建立全球反恐联合阵线。在叙利亚问题上，克里宣称叙利亚反对派绝不会投降，希望俄罗斯和阿萨德“不要误判”，并称美国“具有道义责任”和盟友共同应对危机。克里也表示叙利亚冲突的解决需要政治解决方案，必须抓住时机启动政治进程。最后，克里还对针对悲观主义的弥漫提出了乐观的论调：尽管当今的世界仍然动荡不安，但今天因冲突而丧生的人远少于20世纪。教育、卫生、减贫、生产效率和科技等方面的进步都是乐观的理由所在。

聚焦中国与国际秩序
　　在此次慕安会上，中国成了一个众所瞩目的焦点议题。13日下午，本届慕安会中举行“中国与国际秩序”专场，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外委会主任傅莹、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以及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考克等出席，围绕中国与国际秩序、朝核问题、中美关系等进行了精彩讨论。傅莹主任在主旨讲话阐述了中方对当前国际秩序的看法。她指出，中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这并不是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就是中国提供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也是中国针对现行国际秩序有缺失的地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应当“尝试搭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秩序框架，最大限度的容纳各种利益需求和理念”。陆克文在发言中批评西方把中国神秘化，其实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历史悠久，中国历史上对秩序的叙述是维持统一。新加坡防长黄永宏则认为“中国已经是事实上的全球领导者”，不过目前而言，中国在全球经贸和全球金融治理领域表现突出，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投行等，但在安全领域中国的表现则还不尽如人意。中国需要澄清自己的战略意图。考克也表示认同这一观点。同时考克不讳言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犯了错”。

几点思考
　　首先，此次参加慕安会，可以突出体会到当今世界处在国际格局和秩序深刻变化的历史性时刻。在私下交流场合中，与会者莫不认为世界多极化的趋向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尽管美国相对实力有所下降，在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冲突等问题上也多少显露出力不从心的疲态，但其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和影响仍然存在，国际社会对于“美国领导”仍有习惯性“依赖”。争取更加公正合理平衡的国际秩序，真正实现多极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在不断上升，不少人都承认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性大国。但毋庸讳言，中国从观念到能力都尚未真正做好做一个全球型领导大国的准备。同时，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在某些问题上的战略意图还存在一些疑虑。因此，我们需要在南海、朝核等热点问题以及国际秩序等重大问题上形成更有说服力的叙事逻辑，更加有效地与外界沟通我们的意图，避免外界误解误判，更好地维护我国家利益，服务于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最后，应进一步发挥中国学者和智库在争取国际话语权中的作用。开展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不仅仅要讲中国故事，更需要发出中国声音、阐述中国立场和提出中国方案。智库要加强基础研究，特别是地区与国别研究以及全球治理等问题领域的研究，形成比较优势，从而实现话语突破。同时，智库要提高国际合作度与参与度，在塑造和改革国际秩序中努力发挥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