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库建设需解决供需失衡问题

关于我国目前的智库建设，从咨询成果的供给方面来看，由于现代智库建设相对滞后，智库决策咨询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突出，难以有效满足各级党政公共机构日益增长的决策咨询需求。要消除决策咨询成果的供需失衡问题，需要以满足公共决策咨询需求为目标。因此，提升和优化公共决策咨询成果供给应成为我国推进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新目标和新方向。

供给和需求平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法则，也是社会发展需要遵循的一般规律。引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公共决策咨询和智库建设活动也不例外。国家或地区内的公共决策咨询活动是否实现供需平衡是评价公共决策咨询体系是否有效的总体标准。
　　从总体上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决策咨询需求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上升的扩张性趋势；但是从供给方面来看，决策咨询的供给不会主动地满足决策需求增长，需要社会自身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适时推进智库体系建设，以实现决策咨询需求和供给的平衡。以欧美国家为例，为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对公共决策咨询活动的客观需要，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加了一倍以上的智库，美国和欧洲现有智库有31%以上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创建的。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供给和需求出现不平衡是公共决策咨询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深入推进，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对决策咨询的需求日益高涨，迫切需要高质量的决策咨询产品和服务提供智力支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阶段，各类公共决策活动提出的咨询需求前所未有。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然而，从咨询成果的供给方面来看，由于现代智库建设相对滞后，智库决策咨询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突出，难以有效满足各级党政公共机构日益增长的决策咨询需求。当前，我国智库建设主要存在的三个方面的供需失衡。
　　智库提供的决策咨询成果有效供给不足、供需对接不畅，决策咨询成果供给和需求在总量之间存在失衡。从总量上看，与美国比较，我国智库数量还有相当差距。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发布的《2015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统计，2015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美国拥有1835家智库，我国拥有智库数量达到435家。智库数量差距较大，并且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数量并不多，有的智库经常处于“休眠”状态。最重要的是，从智库实际影响力来看，我国智库还与之相去甚远，总体排名不高。从对接决策咨询需求来看，智库实际提供的咨询产品面临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由于成果对接决策渠道的缺失和“酒香不怕巷子深”传统理念等多方面影响，有的智库咨询成果仅仅停留在生产端，就被束之高阁，未形成有效供给，没有及时有效地与需求对接。
　　智库提供的决策咨询成果供给结构有待优化，公共决策咨询供给和需求在结构之间存在失衡。从智库咨询成果的内容结构来看，短期性、应付性研究成果较多，长期性、战略性和思想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各类党政机构的战略性决策咨询需求满足不够，这是我国智库建设在供给内容结构上的“短板”。从智库的专业化程度来看，智库建设追求“大而全”，有特色的专业化智库建设滞后。从智库的性质结构来看，官方和半官方性质的智库占据我国智库体系的绝对主体，社会民间智库极少。据相关统计，社会民间智库仅为我国智库总数的5%。社会民间智库具有良好的自主性和本土性，社会民间智库的发展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具有社会性和本土性的公共决策咨询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智库提供的决策咨询成果质量有待提升，公共决策咨询供给和需求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存在失衡。从时间上来看，许多智库决策咨询成果是需求在先、供给在后，咨询成果是被动的、论证性质的后者是诠释政策性质的，形成领导先“命题”、智库被动“答题”、作“马后炮”“事后诸葛亮”的被动格局。从空间上来看，有的智库决策咨询成果严重脱离实际，缺少本土性的研究，难以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不少智库从事决策咨询研究总是从宏观战略角度献计献策，缺乏对区域和行业部门的长期性关注和跟踪，提出的对策建议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要消除决策咨询成果的供需失衡问题，需要以满足公共决策咨询需求为目标。因此，提升和优化公共决策咨询成果供给应成为我国推进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新目标和新方向。
　　提高智库决策咨询成果的有效供给量。“智”和“库”并重、“数”和“量”并重，扎实推进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升决策咨询成果的总体有效供给。在智库已有的外延式发展基础上，推动智库建设向内涵式发展转变，提高严格意义上智库的数量和质量。尤其是要提升智库的专业化水平建设，依托智库专家和人员的专业优势，选定主攻领域和方向，开展专业咨询研究。开展有效的智库治理，消除有“库”无“智”的低效供给甚至是无效供给现象，注销长期“休眠”智库、“僵尸”智库，避免“遍地开花”式的形式化、虚化智库建设方式。智库要借助各级公共决策咨询体制和机制建立的制度性渠道，主动对接公共决策机构、对接公共决策咨询需求，实现咨询产品供给与咨询需求的速配。提高智库咨询成果的转化率，提供更多的有效供给。智库要运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手段，广泛宣传智库咨询成果，利用媒体在设置公共政策议程中的作用，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
　　优化智库决策咨询成果的供给结构。在智库的层次结构上，首先加快推进高端智库建设，优化高端化的智库决策咨询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高层次的战略性公共决策咨询需求。高端智库建设成果应当立足强化长期性、战略性和思想性的咨询研究，适当减少短期性、局部性的对策研究。在智库的类型结构上，大力发展专业化智库建设，突出智库的发展特色。专业化智库建设要注重走差异化发展战略，改变传统追求“大而全”的智库发展路径，在战略研究、政策建议、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特色专业领域培育和发展“小而精”的专业智库机构，满足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公共决策咨询的多样化、专业化需求。在智库的行政隶属和性质结构上，坚持培育和发展社会民间智库。制定民间智库税收减免政策，出台规范民间智库的行业标准，确立民间智库非营利法人地位，从而拓展公共决策咨询产品和服务的新的供给源，鼓励智库体系向多元化发展。
　　强化智库决策咨询成果的供给质量。在研究选题上，以满足公共决策需求为导向，针对公共事务问题，开展“管用的”甚至超前性质的咨询研究，避免“被动的”“无用的”和“论证性质”研究选题。在研究内容上，改变对决策咨询成果“重数量、轻质量”的传统观念，重视成果的实际质量和影响力，提高智库决策咨询成果的公信力，让智库真正做到依靠智慧影响决策，而不是依靠权力、关系甚至是金钱影响决策。在研究方法上，智库要加强本土性的调查研究，导入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工具，提高咨询成果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在发展理念上，智库作为公共决策咨询成果提供者，要体现出公共性，这要求提供的咨询成果要为公共利益服务，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和深度认可。公共性特征是我国智库既不同于传统幕僚式私人智库，又不同于西方服务于利益集团式智库的重要区别。只有秉持公共利益立场，智库提供的决策咨询成果才不会被利益集团绑架或左右。在评价体系上，积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分类化、科学化智库发展评价体系（中国智库发展指数），以评价促发展，从机制上提升智库决策咨询成果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