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一个名叫江希张的小孩,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他的一言 一行都成了报纸杂志上的热门新闻,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明星。那么他究竟有何事迹,有何能耐,能如此引来万众瞩目?
原来,这位被康有为誉为“民国第一神童”的江希张,才思过人、机敏超人,确有非同凡响之处。他9岁时就撰成一套《四书白话解说》丛书,将儒家经典以通俗白话的方式向大众宣讲,一经出版,大受追捧,曾印行数百万部,一时轰动海内外。当时,他更被许多名流宿儒视作圣人转世,被寄予振兴儒学、导引群伦的厚望。
然而,江希张的家庭环境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什么名门世家。尽管如此,“神童”之所以成为“神童”,一方面固然确有先天禀赋之优异,另一方面也与树德立行、言传身教的家庭教育息息相关。
1907年3月27日,江希张出生于山东历城县江家庄(今属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江宗先是个文盲,大字不识几个,却深明“无文化,家不兴”之理,他勤俭一生,积蓄主要用于供子孙读书。江希张之父江钟秀,在家庭支持之下,苦读20余年,终成当地小有名气的文人,著有《孙孟图歌》《兴学创闻》等通俗读物。江希张之母王崇孟,幼年读过几年私塾,还曾考入山东女子师范学校。在这样有着“耕读传家”的传统家庭中,江希张自幼就享受了绝大多数农村孩子难以企及的殊遇——读书识字。在文化氛围与家庭教育层面,在当地农人群体中,的确已经占有先人一步的优势了。
江希张两岁时,母亲教做识字游戏,意外发现他记忆力超强、理解力也不错。从此,父母二人都一道教儿子认字,在启蒙教育方面下足了工夫。当然,江希张也没有辜负父母的厚望,他3岁时就能识800多汉字、背诵100多首唐诗,到4岁时已能熟练地吟诗作对,所作诗文的意境并不比一般成年人差。在当地,4岁小神童背诗赋诗的美名,已经家喻户晓。
后来,江钟秀曾到济南开馆授徒为生,江希张则一直守在父亲的身边聆听教诲;他坚持给儿子灌输孔孟道学,同时也注重培养其对道、佛等宗教文化的兴趣。江希张7岁那年,其父更是突发奇想地指导儿子编写了一套《四书白话解说》丛书,将其视作他“边学边著”的超前教育理念的一个重要成果。可是,江希张虽然号称“神童”,但再“神”也还只是个孩子,还没有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是难以凭一己之力去完成这样一部“大著”的。于是,江钟秀便请人一道和儿子共同完成了这套丛书的编写工作。据江希张本人多年以后的回忆,《四书白话解说》丛书中,只有一半是他自己写的,另一半内容及整个丛书的编成都是好几个成年人共同完成的;但全书署名只有一个,即“九岁童子江希张”。
无论如何,凭借着父亲的精心策划与运作,《四书白话解说》终于完稿并迅即面市。该书语言浅显易懂,解说通俗明晓,一经面市,便即刻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印行了上百万部,成为了国内外报刊竞相报道的热点。据说,康有为看到此书后,立即写信勉励,盛赞江希张“堪称民国第一神童”,并表示自己愿意破例收江希张为弟子。江钟秀读完康有为的信后受宠若惊,立即带着儿子去上海拜谒康有为。有段时间,江希张就住在康有为那里,经常聆听“康圣人”的教诲。康有为认为其著《大同书》里的思想,与江希张的著述有着惊人的默契,希望他能承继这一思想,为改革中国社会贡献力量,并因之为《四书白话解说》题词“后生先觉”。时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更为之题词“大同先导”,赞赏之意无以复加;且康、黎二人的头像也与“九岁神童江希张”的头像一并印在《四书白话解说》的正文之前,以示郑重褒奖。一时洛阳纸贵,人人争睹这部奇书,“民国第一神童”的美誉遂响彻神州。
但进入少年时代的江希张,渐渐厌倦了“神童”的头衔,对父辈一直强加灌输的儒家思想逐渐产生了排斥心理。与那个时代的“新青年”相类似,他同样向往“新学”,希望放眼“新世界”,走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来。1927年春,年方20的江希张抱着科技救国的理想,和几位同学一道,踏上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征途。江希张读的是巴黎大学的化学专业,由于刻苦学习加之天资聪颖,成绩也颇为优异。1933年春,他赴北京定居,着手完成多年夙愿——重写《四书白话解说》。
原来,江希张从国外回来后,参照自己留学时的所见所感所学,对比了古今中外的科学和哲学,觉得自己幼时参与编写的那部《四书白话解说》观点幼稚,诸多不足,且有歪曲误读的内容掺杂在里边,便决意要重写一部,以正视听。经过长期艰苦的研究与编写,他终于在1935年将《四书新编》完稿。《四书新编》一经出版,又即刻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两年内竟重印了14版之多。宋哲元对此书十分推崇,亲自登门拜访了江希张。在征得江希张同意后,还将《四书新编》改印成硬皮袖珍本;29军全军将士人手一册,作战士普及文化之用。
《四书新编》的巨大成功,激发了江希张的创作热情,他还打算编写《五经新编》,还制定了整理其他古籍的详细计划。然而,“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一些重要的城市相继沦陷,整理古籍的时机已不复存在。江希张只好放弃计划,从上海几经辗转到了广州,过起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1939年春,应岳父之请,他奔赴南非约翰内斯堡任当地华侨报纸《侨声报》的总编辑,宣传中国抗战。后来“珍珠港事变”爆发,从此交通断绝,他不得不在南非暂居,直到抗战胜利。
当他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归国之际,看见国家破败凋敝的景象,再次萌发了昔日科技救国的理想,便选择在上海的一家化工企业当工程师。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外来的经济封锁,许多工厂因缺少原料而濒于停产的边缘。江希张便向所在的化工厂厂方建议,挖掘国内资源以代替进口原料,为此,他撰写了十几份调查研究报告,发表在相关刊物上,引起了中国化工原料公司领导和专家的重视,将其调入化工部所属公司任总工程师。
1956年,因为新中国化工建设的急需,江希张又被调往上海工业设计院任总工程师,从事科研及规划工作。在此期间,他除了完成规定的科研项目,还应邀在全国各地做学术报告百余次,担任数十种专业书籍的校审和顾问,成为化工界和轻工业界享有盛誉的高级专家。他还利用自己通晓英、法、俄等多种外文的专长,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著名化工学术专著《精油》,在我国化工界一直广为流传。
从民国第一神童到新中国化工专家,从江希张“成名”以来,半个多世纪中,他从未停止过学习与研究,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从未放弃过对未来的期许。他没有将自己的天赋异禀当作无限额支票来使用,没有陶醉于自己既有的天赋成就而自命不凡、坐享其成。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打破历来神童“早慧早夭”或“早慧早废”的宿命,直到97岁安详离世之际,仍然是专业领域里的佼佼者与受人尊敬的前辈学者。重读江希张的传奇人生,反思神童与后天学习之间的有机联系,我们从中有诸多可受启迪与警醒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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