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对社会发展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显微镜”和“放大镜”的功效
　　记者：邱教授，您好。前不久，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在您看来，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我们当前的社会发展问题？
　　邱耕田：伴随着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确立，专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发展学”也成为了一门跨学科的全球性“显学”。在长达二十六年的发展学研究中，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对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能使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掌握社会发展的机理和规律，又能使我们“登高望远”，把握社会发展的走势和前景。
　　在我的研究中，我总是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搭建一个分析框架或平台去阐释说明现实的发展问题，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例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原理，我们可提出刺激应变原理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分析框架分析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以便为中国的开放发展提供启迪和参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普遍联系原理看来，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普遍联系，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刺激—应变”或“刺激—反馈”的方式。“刺激—应变”机制的作用原理表现为：刺激主体作用于受激对象，而受激对象通过自身的应变以回应或反馈刺激主体的作用，从而维持或调整刺激主体和受激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促使刺激主体和受激对象在质和态等方面发生变化。
　　记者：您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原理提出的“刺激应变”原理，可以分析人与人，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请您谈谈如何用“刺激应变”原理来分析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邱耕田：就群体间的互动关系而言，国家间的博弈作用更能反映刺激应变原理的功能和意义。一般而言，国家间存在着两个方面九种具体的刺激应变情况。
　　第一个方面，就刺激方或刺激主体的“刺激”作用来看，包括这样一些情形：第一，干预型。即刺激主体对受激对象进行各种形式的干预，如军事侵略、经济制裁、文化政治方面的渗透等，促使受激对象发生刺激主体所希望的变化。这是一种以武力的或不友好的方式所进行的“刺激”。第二，援助型。即刺激主体以一种相对友好或和平的方式——往往也是受激对象比较接受或欢迎的方式对受激对象进行作用，如经济援助、技术支持等，通过这种援助或支持，促使受激对象发生刺激主体所希望的变化。第三，示范型。即刺激主体自身发生了巨大而强烈的变化，如经过改革或创新等而变得强大或富裕起来，从而对与其有利益关系的受激对象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迫使受激对象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以取得与刺激主体之间关系的平衡，这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能促进共同发展的刺激应变模式。第四，衰败型。即刺激主体因自身的失误或内乱等原因而发生了衰败性的变化，从而导致受激对象针对刺激主体的衰败性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如或入侵或出手援助等。
　　第二个方面，受激对象的“应变”或“反馈”一般包括着这样一些情形：第一，自卫防御型，即针对刺激主体的入侵或制裁或渗透等要么奋起反击，要么积极补救防御，以维护自身利益。第二，接受型。即受激对象积极接受刺激主体的援助或支持，从而发展完善自己。第三，奋起直追型。即针对刺激主体的增强性变化，受激对象不再漠然视之或袖手旁观，而是受此影响或利用刺激主体的发展变化所带来的机会，通过自我改革或学习借鉴等做法以发展壮大自己，从而呈现出一种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的态势。第四，阴损型或“使绊子型”。即针对刺激主体的强大性变化，与其有利益关系的受激对象则使用各种手段予以阻挠、破坏刺激主体的发展。第五，反侵型。即针对刺激主体的衰败型变化，受激对象进行反制或入侵或插手干预以攫取自己的利益。

用整体发展观来看待当前中国发展
　　记者：刚才您从国与国的角度，用“刺激应变”原理的分析框架勾勒出国家间存在的几种具体的刺激应变情况，非常形象。那么如何用刺激应变原理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分析我们国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邱耕田：首先，根据“刺激应变”原理，事物之间尤其是社会领域所存在的关系具有非对等性。刺激主体一般处于主动的、占据优势的地位，它能使关系模式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变或调整，而受激对象往往处于被动的、受支配的地位，其对关系模式的状态、走向等影响力有限。因此，对中国而言，在当今国际关系这张巨大的刺激应变关系网中，要设法使自己通过改革发展而处于“刺激主体”的有利地位或处于“上位”，这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目前，我们在一些方面就处于“受激对象”的“下位”，如我们的一些硬实力不够硬，软实力又太软，在一些方面还受制于人。因此，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论断，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努力使自己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或领域都处于“刺激主体”的“上位”。
　　其次，即使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占据了“刺激主体”的“上位”，中国也绝不能做“霸权国家”或蛮横无理的“霸主”。根据刺激应变原理，刺激主体和受激对象的身份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经常会发生位移或互换，因而所谓的“霸权国家”并不会长久。对中国而言，我们只能走“示范型”刺激的道路，即要通过自己的发展来带动和促进别的国家的共同发展，使自己的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正能量”。
　　再次，今天的中国正在通过改革创新而不断走向强大和富裕，但不断崛起的中国却面临着比较大的外部阻力，如一些周边国家包括美日等国对中国进行围堵，并对中国制造摩擦等。对此，一些国民感到相当困惑和不安。其实，在中国不断发展强大的进程中，国外一些国家的反应甚至是不友好的、恶意的反应应当是正常的现象。事实上，根据刺激应变原理，我们要看到，我国的发展强大在国际上至少能引发两种不同的“应变”，一是学习借鉴型或见贤思齐型的应变，一是“阴损型”或“阻挠型”的应变，对此，我们要抱有平和包容的心理，要认识到这是一种客观的甚至是必然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惊惶失措。关键是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为我们应对任何挑战和考验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壮大及其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在刺激应变原理的视阈内，中国的发展会导致自身角色和影响的复杂化现象。第一，我国目前是“刺激主体”和“受激对象”的统一体。一方面，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成为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一些国家也在向中国学习，更多的国家则要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与我们一道前进，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处在了“刺激主体”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我们在一些方面和世界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某些国家在对中国进行着渗透，企图“西化”甚至分裂中国，我们又处在“受激对象”的地位。第二，就我国发展的“刺激效应”而言，可谓是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统一。一方面，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正能量，中国的崛起当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发展中自身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如发展方式的粗放、对世界能源资源需求量的增大以及我们对自己发展的宣传说理性不够等原因，也引起了其他国家一些人的误解、恐慌甚至不满。第三，就对我国发展的“应变”来看，这种应变在作用上是良性应变和非良性应变的统一。
　　记者：您认为，在“刺激应变”原理的视阈内，中国的发展会导致自身角色和影响的复杂化现象。那么，我们该如何扬长避短、化危为机、变害为利，加快自我发展呢？
　　邱耕田：总的方略当然是要坚持发展。而根据刺激应变原理，这种发展：其一，必须是一种科学发展，即是一种代价小、问题少的发展，只有通过这样的发展，才能在根本上强化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对外界影响或刺激的正面效应，减少影响的负面效应，克服或消除别人对我之发展的偏见和误解。其二，这种发展还必须是一种整体性的发展。例如，就我们的刺激效应和应变效应而言，我们要将“硬实力刺激”如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成果、技术创新手段及其成果等和“软实力刺激”如文化刺激、观念刺激和观念应变等有机结合起来，无论是在刺激方面，还是在应变方面，都要形成综合性的力量。我们既要建设物质强国、技术大国，更要建设思想大国、文化大国，即我们要加强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力、刺激力。我们在对外宣传交流中，要抢抓主动权，掌握话语权，积极主动表达，避免被动解释。多讲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的故事，介绍真实友好善意的中国及其中国人民，充分展示我国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的形象。通过我们的发展和说理以一种良性友善的方式影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