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陕北校址寻访记（一）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和万余名党校教职员工在陕北演绎了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追寻着他们的足迹，2016年5月，中央党校校史研究课题组寻访了中央党校在陕北的五处校址。把纸上读来的历史放到实际发生的场景中，在厘清史实的同时，也得到一些新的感悟。本报拟分三期再现那史诗般的画卷与读者分享。

　　从1935年11月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镇复校，到1947年3月撤出延安，中央党校先后在瓦窑堡、保安、定边、延安桥儿沟、延安小沟坪办学。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和万余名党校教职员工在陕北演绎了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追寻着他们的足迹，2016年5月，我们校史研究课题组寻访了中央党校在陕北的五处校址。把纸上读来的历史放到实际发生的场景中，在厘清史实的同时，也得到一些新的感悟。

安定县立第二高级小学——中央党校在陕北的第一个校址
　　安定县瓦窑堡镇是中央党校在陕北复校后的第一个落脚点。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6月，中央党校在瓦窑堡办学7个月。当时的瓦窑堡是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人口两三千，街道整齐，商业繁荣，民居多为砖瓦窑。党校在这里有房子住，“净米白面的吃着”，过了半年多安定的生活，先后开办了普通班六个，高级班一个，研究班一个，工会工作班一个，白区和白军工作班一个，还有一些10天左右半月的短训班。其间，一部分陕北学员由成仿吾和冯雪峰带队参加了红军东征。1942年为纪念民族英雄谢子长将军，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县城由安定镇迁至瓦窑堡镇。
　　如今，从延安到瓦窑堡有高速公路，路上只用了将近两小时。县委党校白校长和周老师、吴老师在进城的路口接我们，直接把我们带到了位于龙公巷的子长县瓦窑堡小学。
　　读当事人的回忆，知道中央党校瓦窑堡校址是在龙公巷的一个学校里。但关于这个学校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安定第二完小”“县立第二高级小学”“龙公巷小学”。瓦窑堡小学和它们是什么关系呢？究竟哪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址呢？
　　为回答我的疑问，瓦窑堡小学的校长把我们带到一间大办公室里。一见墙上的“瓦窑堡小学校史概述”，这些疑问释然了。原来，这所学校首创于清朝同治年间，称“正谊书院”。1903年改为“县立第二高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县立第二高级小学”（简称“二高”）。中央红军进驻瓦窑堡后，人民政府将学校迁至后桥，空出校舍办中央党校。党校撤出瓦窑堡后学校迁回。1937年改名为“龙公巷小学”。1940年与米粮山学校合并为“安定第二完小”。因此，我们看到的关于中央党校瓦窑堡校址的三种说法，实际上指的都是同一个学校，即现在的子长县瓦窑堡小学。中央党校在陕北的第一个校址，准确地说就是安定县瓦窑堡镇龙公巷“县立第二高级小学”。
　　这个学校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7年学校就组织了儿童团、学生自治会，并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瓦窑堡支部。阎红彦、李赤然等著名的革命者曾经就读于这个学校。现在的瓦窑堡小学仍然是子长县的名校。家长们争先恐后送子女到这儿读书，小小的校园竟容纳了24个班1800多人，每班人数都在70人以上。据校长介绍，当年的“二高”只有两排窑洞，一个小小的院子，面积不到现在的四分之一。
　　走出瓦窑堡小学，走出龙公巷，来到中山街，往北50米左右就是毛泽东、林伯渠等人在瓦窑堡的旧居。站在院里一抬头，就可以望见瓦窑堡小学的教学楼。这里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展览室”给了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展览室里竟然有一张“中央党校旧址”老照片！望着那道斑驳陆离的老砖墙，岁月沧桑感油然而生。还有两张“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的照片，毛泽东站在一张条桌前侃侃而谈，密密麻麻的听众簇拥在“主席台”周边埋头记录。不知是谁摄下了这宝贵的历史瞬间。这个会议是在党校召开的，党校师生都听了这个名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陕北的学员第一次看见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有意思的是，在红军撤出瓦窑堡那个展出单元，有一张“抬送伤员”的照片。布展者可能不知道，撤出瓦窑堡时抬送伤员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央党校的学员。那是1936年6月23日、端午节。一大早，周恩来和罗迈（李维汉）都来到中央党校，全体学员集合在操场上。周恩来讲了撤出瓦窑堡的意义。罗迈告诉大家，红军医院的伤员无法撤退，需要党校的学员帮助抬担架。没等讲话结束，党校立刻组织了一支担架队，罗迈让总支书记李景膺带队。李景膺那天清早刚从家里返校，连早饭都没有吃就抬着伤员出发了。撤离前师生们把院子、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写了欢迎东北军的标语。
　　在瓦窑堡也有让人遗憾之处。虽然在毛泽东旧居的“瓦窑堡革命旧址分布示意图”上标出了“中央党校旧址”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旧址”，但是在旧址实地——瓦窑堡小学却没有任何标志物。我们和瓦窑堡的同志都认为，应当尽快弥补这一缺憾。

保安——刘坪那棵大槐树
　　当年，中央党校从瓦窑堡匆匆撤出，往保安（1936年为纪念在东征中牺牲的民族英雄刘志丹改名志丹县）迁徙。正逢天公下雨，师生们泥里水里跋涉10天，到达保安县城。无奈县城只有几间破庙、几栋土屋、几处旧石窑，人口不足千人，安置不下所有的中央机关。中央党校师生400多人被安排在保安县城西北、离城20里的一条山沟里，分散驻在刘家坪（几个普通班）、任家坪（校部、高级班、研究班）、胶泥庄（白区和白军工作班）、保儿沟（工会班）四个村子里，四个村子蜿蜒20里。
　　如今，从瓦窑堡到志丹县大部分是高速路，行程不到两小时。志丹县城沿河而建，两岸有多座桥梁相通，市面繁华整洁，井然有序。县委党校韩校长安排我们住下，立马带我们出发，去探访中央党校旧址。志丹县的同志只知道任家坪（当地叫任坪）和刘家坪（当地叫刘坪）住过中央党校，不知道胶泥庄和保儿沟（当地叫保娃沟门）也住过中央党校。好在韩校长曾在县教育局工作，跑过几乎所有的行政村。他告诉我们这四个村都在303省道上，走起来很方便。
　　从志丹县城关向西北方向行驶约20里，就到了刘坪。刘坪是近郊区，属保安街道办管辖。刘坪村的标志是那棵有300多年树龄的大槐树，树前有一块宽展的台地。当年，大槐树的树荫就是普通班学员的课堂。那块台地就是操场，每天早晨学员们要在这里进行两小时的军事操练。
　　那时候刘坪村只有几户人家，中央党校几个普通班200多个学员基本上都住在村子附近的废窑和羊圈里，在地面上铺一点麦草当床，自己动手打个草帘子挂在洞口当门。没有灯油，大家摸黑在窑洞里讨论，有月亮的夜晚，就坐在月光下开会。粮食紧缺，小米、高粱、黑豆茬子和着南瓜、野菜熬成的稀粥也只能喝个半饱，什么吃的都没有就喝白开水。
　　在大槐树的南侧有几孔小石窑。窑洞窄小、低矮、破旧，用河滩里的石片巧妙砌成。韩校长说，据他们考证，这几孔石片窑是中央党校领导和教员住过的。实际上，当年的校部在任坪。这里也许是军事教员的住处吧，因为他们每天要领着学员军训。
　　任坪村、胶泥庄、保娃沟门都属于顺宁镇管辖，每个村的直线距离大约五六里。离开刘坪村，沿着303省道开车不过10来分钟就到了任坪村。也就是说，如今用半小时就可以跑遍四个村。但是当年的保安没有省道更没有汽车，全校连董老的马，一共四头牲口，主要用来买粮食跑运输。党校的领导上课和检查工作，往返要翻山越岭走几十里。于是采取“小先生”制，每门课程都先给研究班和班主任讲，然后再由他们回去给其他学员讲。“小先生”们讲课，成仿吾常领着其他教员去听。
　　这几个村和刘坪一样，也在山边上。山坡上还可以看到零零落落的烂窑，村民们已经住进了平房或楼房，几乎找不到当年的痕迹。只有保娃沟门村的一个老乡告诉我们，听老人们讲村口山坡上那些大窑洞里住过红军，小时侯他们还在那些窑里玩过。可惜，这些窑也塌得差不多了。
　　1936年7月19日《红色中华》曾有两篇文章涉及中央党校。一篇是《红属谈：第一次才见到》，描述了党校工会班学员在共产主义礼拜六劳动日到离校十几里路的高庄和杨庄去帮助红军家属干活的情景。另一篇是《新文字运动》，同时用新文字（拼音文字）和汉字报道了保安机关学校学习新文字的情形，其中提到：“我们的党校、红大等等都把新文字学习做正式的功课。目前虽然刚才开始，但是成绩都很好。”这两篇通讯反映了中央党校师生在保安期间丰富多彩的生活。
　　整整80年了，当年的师生和老乡已成为昔日的记忆。只有刘坪的大槐树仍然枝干遒劲、新叶繁茂。它见证了中央党校师生的坚韧、顽强、勤奋，也见证了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