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科学精神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里所说的“三立”可理解为人生的三个最高标准，即：修养完美的道德品行，建立伟大的功勋业绩，确立独到的论说言辞，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我国唯一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正是这样一位“三不朽”的人民科学家。
立德
　　古圣先贤把“立德”摆在“太上”之位置，因为“德是才之帅，才是德之资”。
　　钱学森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相结合。学生时代，他勤学精进，志在报国，树立“航空救国”的远大理想；留美期间，他潜心攻研，志在兴国，决心学成归国报效，将自己所学用于祖国建设需要。钱学森到美国学习时就下决心一定要把美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后再回来报效祖国，在美国学习工作20年，使他深谙西方文明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回国前他的导师冯·卡门评价他“在学术上你已经超过我了”。
　　1955年9月17日，被美国无理扣留5年之久、即将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的钱学森坦露了回归祖国的心愿：“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不打算再回到美国，我要尽最大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钱学森用毕生心血践行了自己的心愿，始终不改初衷。回国以后，他献身国防，志在强国，成就了“两弹一星”伟大事业。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他表示出一贯坚持的“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进入晚年，他老骥伏枥，志在富国，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倾注了毕生心智，并深具人类意义。钱学森自幼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深知东西方文明各自的劣势和局限性，回国后在党的领导下创立了我国航天事业，使他更加清楚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因此他晚年的理想信念是将东西方文明的精华集成起来，创立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这不但会使中国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和强大”，而且综合集成了古今中外的优秀文明成果，是“站在世界系统整体的角度看世界”，能够从总体上解决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更长远地为我们人民造福，为全世界，为全人类造福”。钱老在80岁高龄时的心愿仍然是为人民服务，是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
立功
　　钱学森的科学贡献体现在其科学实践成果和科学理论体系两个方面。他从一位为了人类和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坚强卫士；到为我国国防事业建设中做出了历史功绩的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再到他从更高层次思考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多个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
　　钱学森在远赴重洋留美20年间，提出了若干重要概念、超前设想和科学预见，在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薄壳稳定性、喷气推进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开创性成就，特别是在火箭与航空领域，以《工程控制论》的出版为标志，“用不可靠的元器件可以组成一个可靠运行的系统”，开创了一门崭新的技术科学，这不仅是对自动化学科发展的重大贡献，也是对系统科学发展的重大贡献。
　　钱学森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的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奠基人”，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由弱变强的标志，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振奋人心、最为世界瞩目的事业。钱学森本人却把自己的贡献看得很淡。他曾多次表明：“我做的只不过党所领导的、有千万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伟大科研系统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真算不上什么。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原航天部710所的于景元研究员说：“钱学森在开创我国航天事业的同时，也开创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
　　钱学森从航天工程实践中总结提炼，将系统工程思想运用于总体设计部和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构建，为后来的中国系统工程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方法、技术、工程等方面的支撑。1978年钱学森等在《文汇报》上发表《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第一次较为明确地定义了对中国系统工程的早期认识。为进一步发展系统科学，在钱学森的倡议和主导下，在原航天部710所开办了七年半时间“系统学讨论班”，组织政府、军队、科研、教育等各个行业的人员进行集中研讨、开展学术交流。大家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出发，用系统工程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及其实现形式“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这是钱学森系统思维和系统思想在方法论上的具体体现。讨论班的举办为中国的系统工程发展做出了坚实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系统工程的摇篮”。
立言
　　钱学森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最看重的是在科学理论上的创新。他在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系统性上做出了自己的创新性贡献。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还原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部门越分越细，物理学对物质结构的研究已经到了夸克层次，生物学对生命的研究也到了基因层次，但认识了基本粒子并不能解释大物质构造，知道了基因也回答不了生命是什么。钱学森认为：“这种只讲分不讲合的研究方法就有点机械唯物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了，这样分得越细就越看不见全貌了，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嘛。一棵棵树看得很清楚，但整个森林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了。”这说明在还原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领域各自分隔，尚不成体系，无法从总体上回答一些复杂的系统问题，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钱学森将以分析为主的西方还原论思维和以综合为主的东方整体论思维辩证统一起来，开创了系统论思维，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系统，使人类的智慧达到了新的高度。197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上，钱学森在《大力发展系统工程 尽早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一文中提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知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居一体，并且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现代科学体系的构想和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矩阵式纵横交错的系统，纵向分为三个层次：顶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层次是现代科学技术的11个大部门，通过中间的11架“桥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1个大科学技术部门连在一起。使辩证唯物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它既可以指导科学技术研究，又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既把哲学和科学统一起来，也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