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晏 与 中 唐 财 政 改 革

以天宝危机为序幕，爆发了安史之乱。虽然叛乱最终被平定，但全国上下一片凋敝，国力大损，政局也再不像前期一样清明，唐朝由盛而衰，拉开了唐中后期的序幕。在这期间有一位能臣，以个人超群的理财能力成功地恢复了唐王朝的“造血功能”，成为中唐后不多的亮点之一。这个人就是刘晏。
　　刘晏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长期担任财务要职，管理财政达几十年，效率高，成绩大，被誉为“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的著名理财家。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因杨炎诬陷被害，被敕自尽。家中所抄财物唯书两车，米麦数石而已。
　　唐初，实行自由贩卖，不收盐税。后实行国家专卖，官府大幅提高盐价，甚至贪官污吏还抓夫抓差无偿运盐，中饱私囊，人民怨声载道，恨透食盐专卖。同时政府盐务机构庞大，开支惊人。刘晏当时担任户部侍郎，在处理盐政时，主张少用官员，在全国仅设十监。所谓“监”，是用来监管盐政的机构，在设立时，没有全面设置，而是将重心设在了盐的主产区。当时每年可得盐税100多万缗，已经相当于100余州的税负了，而其中两淮、两浙所产的盐，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七。
　　调整食盐专卖制度，改官收、官运、官销为官收、商运、商销，统一征收盐税，改变了肃宗时官运官卖的盐法。规定盐官统一收购亭户（专门生产盐的民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批发两个环节来控制盐政。为防盐商哄抬盐价，在各地设立常平盐仓，以平盐价，这样一来，大批盐吏被精简，盐价下跌，万民称颂，税收也激增。
　　在减少机构和人员的同时，刘晏发明了“劝盐使者”。因为盐不管是太过潮湿，还是过于干燥，质量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在不增加机构的基础上，发动已有管理盐务的人员，及时到产盐大户进行定期调研，发现问题及时给予技术指导，有效保证了盐的产量和质量。
　　通过对盐政的改革，政府收取的盐利，原来每年只有60万缗，到大历末年增至600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被用以支付漕运费用和政府各项开支。政府靠盐政保证了税收，同时人民与盐商也并未因此而增加负担，皆大欢喜。
　　为了漕运物资能够及时顺利到达京师，刘晏亲自实地勘察，在江阴、洛水以及与京师相近的各大流域开展了详细调查。在掌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刘晏根据江、汴、河、渭四条主力河流的不同情况分别置仓，充分利用各自流量、季节变化、水深等不同特点，分段转运，极大地提高了整体漕运的效率。
　　刘晏还亲自督造大型漕船2000艘，以便扬州至河阴间使用。为了提高船只的使用时间，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刘晏提高了造船价格和造船工人工资，激励他们精心制造船只。在提高船只价格的同时，也物尽其用，节俭制造，如用麻造的纤维，坏了当柴烧，减少浪费。自扬州派遣官员送至河阴，如十次运送安全抵达，即给予奖励。
　　通过一系列激励措施，刘晏时期“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物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
　　进行价格干预的基础是掌握准确的信息。刘晏在进行财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建立了经济情报网。他在诸道置设巡院官，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况。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所在处又招募善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由此刘晏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全国经济和市场动态，并根据这些情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扶持生产，积极救灾。他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了谷贱伤农、水旱民散。
　　在赈济贫民问题上，刘晏有独特的主张，他不赞成进行无偿的赈给。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因此在发生灾荒时，他除了及时进行减免赋税和必要的放贷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灾区出卖粮食，收购其他杂货，运往别处出卖或留给官府自用。他认为这样做既不会造成国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户力农”得到实际好处。他在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王者爱人，不在赐予，当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之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给”。
　　刘晏救灾为了做到“应民之急”，还在其所辖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刘晏大胆改革了过去只管收取金钱，不管人民死活的税收政策，实行了安定社会，发展生产，“以养民为先”的财政方针，这一方针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唐书·刘晏传》记载：“晏常以办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勾检书出纳钱谷，事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其属官虽居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无敢欺绐者”。他选用了几百名各种专才和实干家，分布各部门及各州县把关。他以精明能干、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作为用人的标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由于刘晏培养选拔了一大批理财专家，所以，他指挥庞大的理财系统，如臂使指，运动自如。
　　史书说他“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一日中决之”。办事处处从长远考虑，他说：“成大计者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他在官办漕运期间所造漕船，在扬州开行几十年也不坏。
　　刘晏为挽国家之倾危，解人民于倒悬，身体力行，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他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卷，常常是秉烛达旦。他饮食简素，室无婢，在官吏贪暴的封建社会，一个理财大臣，两袖清风，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由于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办法适应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养息。刘晏初受命为转运使时，全国才200万户，国家财政收入只有400万缗。到了779年，户口增加到300万户，财政收入达1300万缗，而国家并没有增加农民的税收，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他的贡献很大，无怪乎人们经常把刘晏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