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弹劾案缘何影响拉美国家间关系

巴西“铁娘子”罗塞夫被议会罢黜预示着巴西左翼力量遭受重挫，这是该事件的一个重要看点。而拉美及域外对该事件的反应则更具深层次含义。拉美几乎所有左翼政府都旗帜鲜明地力挺罗塞夫，它们纷纷谴责巴西的“议会政变”，召回驻巴西大使，委内瑞拉政府甚至决定“永久撤回”驻巴西大使；而右翼掌权的阿根廷政府则表示“尊重”巴西的“制度进程”，申明希望与右翼新政府保持合作。在拉美之外，美国政府也表示“尊重”巴西参议院的决定，称这符合该国宪法，并承诺与新总统继续合作。而欧洲议会左翼党团则谴责弹劾案是“对民主的公然践踏”。世界政治中的“左”“右”对垒如此鲜明，并且严重影响到国家间关系。
　　按理说，一国内政变化是本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别国无权干涉，这正是“不干涉内政”原则。然而，国际关系始终没有摆脱国内政治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后，欧洲保守势力结成七次反法联盟，围剿“革命的”法国；俄国十月革命后遭到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对这种现象，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辩称，那些干涉者只是以国内政治为借口，实质是为了争夺权力和财富。然而，现实主义理论解释不了，为什么一个国家只是因为改变了政权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就由朋友变成了敌人，此前就找不到“借口”吗?
　　国际关系中有一个似乎是真理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换个说法就是：国家间的关系定性，是敌是友，角色转换，全依国家利益而定。这话没错。但问题是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现实主义将国家利益仅限定在财富、权力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存在着明显的偏颇，所以难以解释国内政治影响国际关系的现实。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学派理论的解释力更强一些。在自由派看来，意识形态、价值观也是重要的国家利益，是国家的重要软实力。正是因为这样，国家之间的敌友角色变化，除了源于赤裸裸的物质利益争夺外，还取决国内政治变化。20世纪20—40年代，欧美以自由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三种意识形态为旗帜，形成三个互相对立的阵营。意大利在一战时曾加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一方，而二战中却成为德国的坚定盟友，如果仅从权力争夺上找理由恐怕很难服人。在欧洲，有“左派理解左派”之说，即左翼政府更愿意同别国的左翼政府打交道，因为双方的意识形态、施政理念相同，正所谓“惺惺惜惺惺”。受国内政治影响，它们在国际事务中也有比较接近的立场，比如欧洲的左翼政党都强调和平、绿色、共同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后，是欧洲的左翼政府率先同苏联建交；二战后，社会党国际最早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对的主要问题。正是由于左右分垒，在欧洲议会中有左翼党团和右翼党团。政坛上的左右之分，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只不过不像欧洲那样突出，而拉美是相对突出的地区。在拉美，左翼政权普遍都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所以都遭到美国的敌视。
　　当然，与权力、财富等利益相比，意识形态、价值观在国家利益中毕竟居相对次要地位，尤其是在面对涉及国家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时，意识形态利益往往被牺牲。所以，国际政治中经常上演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携手合作的剧目，也有很多相同意识形态国家尖锐对抗的大戏。而且，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在处理对外事务时，都必须把总体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国外的“同志”再值得亲近、支持，毕竟还是他国的。对当下许多拉美国家来说，左翼政府要表达对罗塞夫“同志”的支持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毕竟总体国家利益更重，如果巴西新政权能够展示出生命力，那些左翼政权还是要从大局出发，维持同巴西的正常国家关系，因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而导致拉美分裂只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