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 官 历 练 后 正 好 读 书

从政实践与理论学习是相辅相成的，为官者要在实践之中印证所学的知识，在学习与实践的互动中深化对于经典的理解、提升自己的从政水平。

　　《图民录》是清代政治家袁守定所著的官箴类书籍。该书指出：“居官历练后正好读书，更觉亲切有味，所以然者，由古昔圣贤直从历练后，见得事之真确，故吐辞为经也。《大学》言平治天下原本于致知、格物，重闻道也。人学则闻道，而义理用事，所措必当，所至必治；不学则不闻道，而私意用事，所措必不当，所至必不治。”官员经过从政实践的历练以后，正好读书，更觉得经典非常亲切。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经典著作都是古代圣贤在实践中反复历练后，将切实可行的原则与经验记录为典籍。《大学》指出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要依靠“格物、致知”所学习的“道理”，一个从政者如果依照其学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去制定、实施管理方略，那么必然会举措得当、治理有方，反之必然会出乱子。该书还说：“古人道味深故好学，愈好学而政事愈明。若道味不深。一登仕版，便废学问，既无义理以浇灌其心，惟日讲求于刀笔筐箧之间。曰：仕途中别有道也！充其所能，只一老吏。乌足以臻上理乎？”对于古代经典记载的修身治国之道体会得越深，其治国理政就愈清明。若体道不深，学业不精，一当官就放弃了学问与品德修养，每天陷于一些具体的文牍事务，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刀笔吏而已，不能成为有德行、有成就的政治家。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古代士大夫读书范围很广，可以说经史子集、琴棋书画、宗教人文无所不包，在这里我们仅列举一些与其从政紧密相关的内容加以介绍。
　　读儒典。儒家学说以修身为本，而以治国、平天下为旨归。其核心经典大都是古人在修身齐家、治国理政实践中体悟出的原理，也记载了许多具体的案例。恰如《图民录》所言，“由古昔圣贤直从历练后，见得事之真确，故吐辞为经也。”西汉的汉宣帝就亲自召集儒臣探究“五经”异同，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版本，在学者讨论的基础上由皇帝亲自裁决，宣帝以后，“五经”的地位日益重要，为治天下者准则。唐太宗登基之后，也崇尚儒学，设置弘文馆，命令颜师古考订《五经》，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宋初的宰相赵普则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宋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新即位，应当学习儒学，就请孙奭、冯元进为皇帝讲《论语》。起初是隔一天讲一次，后来是每天都要学习。皇帝在经筵讲读时，如果因为疲倦而左顾右盼、伸腿扭腰，孙奭即端拱而立，停住不讲。宋仁宗见老师如此严肃，即时收拾精神认真听讲。
　　读史书。唐太宗就非常喜欢读历史，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曾说：“朕听朝之暇，观前史，每览前贤佐时，忠臣徇国，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钦叹！”指出其在处理朝政的空闲时间，阅读前朝史书，每看到贤臣辅助国家，忠臣以死效命，不由得掩卷叹息而神交古人。清代官员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指出：“经言其理，史记其事。儒生之学，先在穷经。既入官，则以制事为重。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刻舟求剑，自可触类引申。公事稍暇，当涉猎诸史，以广识议。”儒家经典所论述的是做人做事做官的大原则，而史书则是记录历代成败得失的具体事例。当官以后，在工作之余，要把读历史、参究古人治国理政的成败得失当作一个重要内容，但也不能拘泥于古代的案例，要根据现实情况活学活用。清代学者徐栋原所编的《牧令书辑要》还提出官员要注重阅读地方志，“苟有余暇，即宜读书，先看省志，庶几全局在胸，事有把握，勿以纸上空谈忽之”。到一个地方、一个行业当官，应该先读有关的地方志、行业志，才会理清脉络、胸有全局，处理政务也就有了把握。
　　读律例。《图民录》引用明代政治家薛瑄的观点指出：“吏道以法令为师”，应该熟读“律例”，律例就包括法律及相关条例。“若平日于律例未尝习熟，一旦置之堂皇之上，不特大案当前，不能觑定归结之处，以求其所至要；即户婚田土诸细故，皆不能有所遵循、明于处置，其谬也多矣。”如果平常不反复阅读法律以及各种条例，在工作之中不能依法行政、依律断案，就容易出问题。
　　看邸抄。“邸抄”又称“邸报”“朝报”“条报”“杂报”，唐、宋、元、明、清诸代，邸抄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是朝廷传知朝政和臣僚知晓朝廷动态、政情的媒介，相当于现在的报纸或者内参。《图民录》指出：“看邸抄有益。不但条议新例、刑名成案概具抄中，可以遵法。凡督抚列款参官虽细不宥，知稍涉此便干罪谴，大是可畏，岂非身心之一助乎！语曰：不知为吏，视已成事。邸抄事之已成者也。”邸抄包罗的内容很广，各种新旧制度条例、各地重要的刑事案例都在其中，可以遵照与参照执行，而且督抚参劾贪官的文稿也在里面，阅读这些可以警醒自己廉洁奉公，对身心是一大帮助。《韩诗外传》曾说，如果不知道怎么当官吏，那就从学习现成的案例入手。邸抄中记载的就是全国各地的案例，所以当官的人看邸抄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