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 军 组 织 形 态 发 展 趋 势

世界各国的国情军情不同，军队的组织形态也各具特色。但分析其历史发展轨迹，又呈现出一些值得重视的共性趋势。
　　军政军令分离。所谓军政军令，就是指部队建设管理和作战指挥的组织系统。长期以来，军政军令合一的体制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只有美国、法国等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实行军政军令分离体制。然而，近几场局部战争以来，军政军令分离的体制逐渐成为主流模式。1996年，英国成立常设联合司令部，取消了军种指挥权，统一领导指挥英军的联合作战、联合训练和联合后勤。2011年，俄罗斯通过“新面貌改革”取消了各军种作战指挥权，建立了军政军令分离体制。军政军令分离之所以成为主流趋势，主要原因是建设权和指挥权分立模式更加符合军队建设管理和作战指挥规律，既能满足现代军队建设对科学管理和专业建设的要求，又能适应现代战争对作战指挥“又快又准”的要求。
　　企业化。为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建设效益，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将国防系统作为最大“国有企业”，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和运行方式去经营管理。一方面，注重任命企业高管。二战后，美国历届国防部高级官员和军种部长，大部分都既有军事经历，又有大企业管理经历。2001年小布什提名的陆军部长曾任安龙能源公司的副董事长，海军部长曾任通用动力公司的执行副总裁，空军部长曾任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的副总裁。这些高级管理人员进入国防领域，将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的理念、经验、方法和手段用于军事管理，对提高国防建设效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建立现代预算制度。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建立了PPBS（计划项目预算制）制度，调整运行至今，取得了显著的军事和经济效益。
　　专业化。这是技术形态推动组织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是，战争形态和技术形态的快速演变，极大加速了各种军事力量的建立、分化和组合，导致军队机构设置日趋复杂，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并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目前，军队技术专业已由二次大战时期的160种，发展到现在的2000余种。另一个是，随着作战样式发展变化，战争对保障的依赖越来越大，保障人员的比例有增大的趋势。美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战斗人员与保障人员之比为1.9∶1，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1.3∶1，海湾战争中为1.1∶1。
　　扁平化。通过压缩领导指挥层级提高建设效益和指挥效率，一直是各国军队改革追求的目标。美陆军的“未来部队”以旅战斗队为基本行动单位，指挥层级由“战区陆军（集团军）—军—师—旅”四级压缩为“战区陆军—师—旅”三级。俄陆军采取了“师改旅”的举措，指挥层级由军区（方面军）领导下的“集团军（军）—师—团”三级为主调整为联合战略司令部领导下的“战役司令部（集团军）—旅”两级为主。日本陆上自卫队也正在向“军—旅—营”三级指挥层级过渡。
　　联合化。现代战争是信息主导下的陆、海、空、天、电、网“六维”战场上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任何单一军兵种都不可能主宰战场。世界军事强国为实现军兵种有机联合，正以集成军队核心职能为目标，变军种指挥体制为联合指挥体制、变军种保障体制为联合保障体制，形成以联合司令部为主体的各职能领导指挥体系。如，美军设立的九大联合作战司令部中，有三个是完全按照职能分工设置的全军性职能司令部。再如，美军太平洋战区所属“519联合特遣部队”，就由该战区四个战区军种（陆战队）部队组成，平时战区军种负责训练，演习时由该联合特遣司令部指挥，使联合特遣部队从一组建就具备“天生”的联合能力。
　　法治化。信息化时代，随着武器装备科技含量越来越高、资源投入越来越多、管理难度越来越大的客观实际，军队组织运行越来越离不开健全而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只有用法规制度对军队组织形态加以规范，才能明确地、长期地、稳定地、反复地、有效地对军事活动起到法治保障作用。可以说，越是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其法规制度越是科学完善。美国军事法体系涉及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各个方面，包括宪法有关军事权规定，《军事司法统一法典》等军事法律，总统颁布的军事命令和其他军事行政法规，国防部和各军种部制定的军事法规、军事规章和条令条例等等，既可用于军事法庭，又可用于地方法庭，不仅适用于平时，也适用于战时，上至总统、下至士兵，覆盖面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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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组织形态是军队组成结构和行为方式的表现形式，决定军队能量的大小及其在适当的时间和空间内释放能量的形态、规模、途径、速度、烈度与效果。组织形态的优劣，直接反映了军队整体结构科学与否，影响和制约军队整体作战效能的发挥。军事革命推动军队组织形态的根本性改变，新军队组织形态的形成往往又是军事革命追求的目标和最终的“物化成果”。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正在加速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的新一轮调整、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