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明代中叶儒学家王阳明在走朱熹“向外觅理”路线而不通的境况下,转向陆九渊的方法,“向内觅理”,经过种种磨难,终于大悟“良知”之本。人们将陆、王二人的学说合称“陆王心学”,或直称“心学”。这一体系实际上是对孟子尽心知性、悟得良知良能以达“天”的思想发展而来。
儒家思想及其宗旨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内圣外王,就是内修圣贤道德,外做福民事业;即内在地达到圣人修为的境界,而后去做治理社会和国家乃至造福整个天下的大事业。在历史上,“心学”的倡导者和后继者既展现了儒家内圣修为的博大精深,又不忘随事磨练,在当时也做出了足可传世的事功。除却其历史局限性,阳明心学凸显了内在道德修为的重要性,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张扬了主体道德的自觉能动性,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具有重要启示。
共产党人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地方在于,它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造福最广大人民群众为直接目的,并以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最高理想。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即通过改造外部客观世界和内在主观世界来完成。共产党人提升道德修养就是改造主观世界。当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是栽倒在才干上,而是栽倒在德性上;不是毁在做事上,而是毁在做人上;不是外王事功不行,而是内圣修为欠缺或扭曲而使外王事功发生变质。说得严重一点,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注重道德修养,不注重作风建设,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导致人心涣散、道德沦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性锤炼的“心学”举措,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创新者,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内圣修养之内容,追求实践唯物主义者知行合一之根本,内修为民之德,外践福民之行。具体而言,如同“心学”从“一念入微处”下功夫的主张一样,共产党人应注意将法律制度、党纪党规的他律,转化为内在德性的自律。比如内心应敬畏法纪,“三严”以为内圣修养,“三实”以为外王事业,将内外贯通、知行统一起来。这就要求我们,时刻注重反躬自省,强化慎独意识,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起步,见善思齐,有过立改;尤其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更要始终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从形成共产主义道德意愿和情感出发,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最后落实到道德实践即自觉践行上。由“心”开始,激发出共产主义德性修养的源泉动力,落实于造福人民的外王之行。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改造主观世界和人生修养的论述不多,他们更多的是讲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和“修养”这两个概念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是对中国特有的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实践论》有一个重要观点是,不认真地改造主观世界,就不能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命题的提出,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中国传统的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扩展到“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增强党员思想意识修养,保持党的纯洁性发挥了重大作用。周恩来制订的《我的修养要则》表明,整风运动反过来促进传统修养在现代的继承和发展。革命家吴玉章说,“我常常把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处事的方法,与中国古圣贤所谓‘修己治人’之道相比较,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只有共产党员才能真正实行人类最高的道德”。党的优良作风之一,就是运用自我批评等方法,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找到自己的弱点。这说明,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不仅仅是靠外部的灌输和党纪等硬约束来形成,还主要靠自觉的党性修养和内心意志力。这显然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修身精髓——“心学”的发扬。
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共产党人特别是其领导干部掌握公权,道德修养比普通群众更重要,领导干部必须始终把道德修养看作是基础性、前提性的活动。以德修身,实质就是澡雪精神、自律心性,并以此福民服众。这就意味着党员领导干部在其位、谋其职、用好权的同时,应注重发挥人格感召力,用道德力量驾驭权力这柄“双刃剑”,真正让权力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它已经融纳并超越中华文化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崇高追求。通过教育和濡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党性落实到自觉的德行上。把党性修养与具体的生活情境结合起来,把外向式的改造世界与内向式的反求诸己即改造自我融为一体,始能达到共产主义信仰中知行合一的“心学”境界。
上一篇:实现司法全面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