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 迁 扶 贫 的 困 局

最近中央党校中青二班几位学员从怒江考察归来，写出研究报告送我，题目是《怒江脱贫攻坚的重点、难点与对策》。报告有案例、有数据、有分析，逻辑井然，文字行云流水，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但愿能引起当地政府与有关部门的重视。
　　也是有感而发，这里我想就报告所提到的“搬迁扶贫”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怒江地处西南边陲，又是大山区，为帮助农民脱贫，年初怒江州政府启动易地搬迁计划，全年共投资18亿元，将山上9000多户农民迁到了山下。照理这是一件好事，可有的农民似乎并不领情。据说已搬下山的农户现在有些又想搬回山上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真的有人安于贫困不成？
　　我未到怒江实地调查，个中原因不敢妄加猜测。不过十年前我在内蒙古也曾见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全国新农村建设风生水起，内蒙古某旗政府也拿出大笔财政资金为牧民建新村。哪成想，一个冬天过后整个村子便人去楼空。对此现象当地官员解释说，牧民历来居无定所，哪里草场好他们就赶着牛羊往哪里走，不宜固定在一个地方居住。
　　农民不同于牧民，怒江的情况也不同于内蒙古的旗县。但从经济学角度看，两地却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怎样处理安居与乐业的关系。据研究报告称，怒江当地流行一句口头禅：“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显然，在怒江的官员看来农民脱贫要优先解决的是住房。说实话，本人并不这样看。我的观点，要是在平原地区，农民衣食无忧，富不富可以看住房；但若在连饭都吃不饱的贫困山区也“关键看住房”，恐怕就值得商榷了。
　　不可否认，重视住房是中国人的传统。古语云：有恒产者方有恒心。这里所谓的恒产，最初指的就是房产。东汉班固《汉书·货殖传》就提出过“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的思想，意思是要先安居而后谋业，先吃饱而后穿漂亮。可要知道，当时处在农耕时代，人口很少流动，那时候先建住房是对的。然而今非昔比，工商时代人口流动频繁，比如有人今年在上海打工，没准明年就去了广东。你认为他们还会先建房么？
　　是的，时代不同，面对的约束也不同，人们对待安居与谋业的观念也会改变。普遍的规律是：农耕时代先安居而后谋业；工商时代则先谋业而后安居。不信你去观察那些进城的民工，他们谁不是先打工攒钱然后才在城里买房的呢？一个家庭这样，一个城市也如此。经济学讲，兴城先兴业。一个城市要发展，必须先发展产业。若无产业作支撑，建再多高楼也不过是一座空城。
　　回头再说搬迁扶贫。不必怀疑怒江州政府帮助农民脱困的初衷。但有一点，若要让农民在山下定居下来，前提必须让他们有新的谋生职业，否则就是政府的一厢情愿。据说，今年6月一位领导同志在怒江视察时也了解到一些农民不愿搬的情况。我明白村民的想法。设身处地想，假如你在山下找不到挣钱门路，而养家糊口的耕地却在山上，你大概也不愿搬到山下每天来回奔波吧！
　　由此看，易地搬迁的确不是上选之策。当然不是说绝对不能搬，而是要分轻重缓急，一步一步来。我的看法，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帮助农民就业，让他们有新的收入来源，待解决温饱后再帮助他们建房。理由简单，因为帮助就业是“造血”，属生产性扶贫；而出资建房是“输血”，属消费性扶贫。虽然两者都是扶贫，但效果会大不一样。两利相较取其重，先解决就业才是明智之举。
　　问题是政府何以帮助农民就业？困难在于，今天政府除了投资基础设施，似乎很难创造其他的就业机会。不过往深处想，此事说难也不难。我手头有两篇中央党校中青班学员去年撰写的调研报告，一篇介绍湖南实行产业扶贫的经验；另一篇介绍贵州六盘水实施“三变”脱贫的做法。将两篇报告整合，可以理出帮助农民就业脱贫的思路。
　　湖南是农业大省，也是我老家，早就听说家乡的扶贫工作做得好，经验可圈可点。归纳起来是四句话：扶贫资金围着穷人转，穷人围着大户转，大户围着产业转，产业围着市场转。上面四句话中，前一句和后两句都好理解，既然是扶贫资金，当然要配置给穷人；大户要想做大，就得把产业做强；而要把产业作强，又必须紧盯市场，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关键是穷人如何围着大户转？湖南的经验，是推动贫困户与大户合作。
　　贫困户与大户怎样合作？贵州六盘水市的做法可供借鉴。六盘水市委书记李再勇去年来党校学习，曾与他多次交流过。所谓“三变”，是指将农民的“资金变股金，地权变股权，农民变股民”。具体讲，就是由政府牵线搭桥，动员农民将扶贫资金与承包地入股当地大户（龙头企业），然后以股东与职工双重身份参与生产。实践表明，“三变”一箭双雕：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推动了资本与土地集中，满足了大户规模化生产的需求。
　　最后再说一遍，我不反对易地搬迁扶贫，也不反对政府为穷人建住房。照顾穷人是政府的义务，政府责无旁贷。我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想给地方政府提个醒：扶贫应审时度势，特别是在目前扶贫资金有限的条件下，要立足“造血”，坚持先生产后生活，尽量把好钢用在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