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在 党 校 当 教 员

在中央党校的历史发展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忠诚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师德师风高尚、在理论界和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的专家学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党校教师是我们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教师队伍，是我们党一支不可多得的理论力量。党校要办好，必须有一大批名师。宣传中央党校历史上的名师名家，弘扬他们的优良学风和治学精神，对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动党校事业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臧志风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1932年出生，1952年参加工作，1956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60年至1978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1979年调至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工作，1996年退休后学校继续聘任。著作有《关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若干问题》《经济体制改革若干前沿问题研究》，主编、合著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经济理论与实践》等10多部，发表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论文20余篇。

　　“就像有磁石一样把我吸入这座大熔炉中”
　　采访者：臧老师，您好！请问您是哪一年来到中央党校工作的，当时，中央党校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臧志风：我是1979年春天从普通高校调到中央党校来任教的，时值中年，1996年退休后继续受聘，2006年离开教学一线，前后共28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能够工作的时间更是有限。回想起在党校的这一段教学生活，既是在工作又是在学习，是接受教育经受锻炼，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一起成长的过程。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最愉快，也是精神振奋、进步得快的时期，令我终身难忘。
　　我刚到中央党校时，走进党校，就像有磁石一样把我吸入这座大熔炉中。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告一段落，改革开放大幕刚刚拉开，党校在社会上的声誉很高，影响也很大。为了解放思想继续破除传统观念，适应新形势要求，广大干部学习热情极高，纷纷报名到党校学习，有的领导干部已年过70也要求进党校，希望在有生之年赶上最后一班车。
　　如果说课堂教学是中心的话，那么认真读书则是基础。那时学员们认真读书的热情是令人难忘的。最难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的学员，在《〈资本论〉节选本》学完后，为把握理论体系及其内在联系，在复习时用大纸列出一张表，把重要概念串联起来，其内在逻辑一目了然。学员们为抓紧时间读书，晚上挑灯夜战，学员楼一片灯火通明，晚上11点前熄灯的很少，这成了党校特有的一道风景线。经过认真读书，有的学员深有体会地说，入学时拿到的一本本厚厚的经典著作和各种教材，学到后来，经过思考、消化吸收，提炼为一些简明扼要的理念，如实事求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等，便于记忆，也易于入脑、入心，成为以后工作决策和行动的指南。
　　“要把了解学员当成备课的一部分”
　　采访者：中央党校的学员素质相当高，他们不仅有很深的理论功底，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一名教员，您在教学当中是如何正确处理好与学员的关系，从而做到教学相长？
　　臧志风：教员，对我来说不陌生，可以说当了一辈子教员。来中央党校前，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18年。来党校后的教学对象不同了，他们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有着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国家正向改革开放大转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解决学员工作中存在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开始的一段时间，简直摸不着北。我除了认真阅读经典著作和党的文件外，就是真诚地向学员学习，教研部领导也放手让我们下班后到学员支部中去辅导。我们与学员一起听课、参加小组讨论，学员自学时，我们则到学员中去进行个别辅导。晚上学员看书时，也是我们深入学员的好机会。在与学员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找到了大家要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而且也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受到了启迪。我深深地体会到，学员既是我们的教学对象，也是我们的老师，许多理论难点就是在与学员的切磋中弄明白的。
　　例如，在经济学教学中，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的理论基石，而价值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是最抽象、最难懂的一个范畴。马克思针对这一情况特别指出：“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我对《资本论》不仅认真通读过，还进行过专题研究。当时自认为对“价值”这一概念已经明白了，但我当教员要向别人讲解时才发现，我很难用通俗的语言给学生讲清楚。后来，经过党校的教学实践，在与学员一起学习讨论中我才明白，商品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它体现的是通过商品这个物的交换实现人们之间劳动交换的经济关系。原来我们研究商品，研究价值规律，实际上是研究人们之间如何实现经济利益的等价补偿关系，这才是调动人们劳动积极性的内在动力。明白了这个道理，不仅是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也对我们为什么必须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找到了理论根据。这时，我才有底气地说，商品价值的概念我懂了，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向学员讲清楚了，而学员也不是太费力地听明白了。经过这一段特殊的教学实践，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是以学员为师，紧密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只是照本宣科，从书本到书本，教一辈子经济学，很可能既没有真正读懂《资本论》，更说不清它的现实价值。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接触学员需要时间，从哪里来？什么方式好？我的体会是：第一，要把了解学员当成备课的一部分，不了解学员就不能上课。第二，是方式和时间。上课前一定要看学员名单，了解他们来自哪个单位，负责哪方面领导工作，等等。第三，参加“两带来”座谈和小组讨论。第四，与支部组织员交流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第五，有重点、有目的地找有代表性的学员深入交谈，从思想上感情上把学员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第六，课后回访。便于检验教学效果，深化对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认识。
　　采访者：对于一个优秀的教员来说，认真备课是上好课的前提和关键，请问您是怎么备课的？请您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谈谈对备课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臧志风：当教员认真备课是讲好课的基础和前提。来党校刚开始一两年，教研部主要要求我们听课，下支部进行一些辅导，个别时候给理论培训班讲一些专题课。1982年，中央党校举办《资本论》第三卷研修班，主要培训省委党校骨干教员。教研部安排我负责《借贷资本和利息》的辅导任务。原先我认为自己不仅系统读过《资本论》，基本原理也讲过多年，内容还是熟悉的。但拿过书来一看，共十六章，我原来只读过两章，其余篇章内容专业而具体，过去搞计划经济时，不熟悉这些问题。但是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又是十分重要的，我只能迎难而上了。为了完成任务，300多页的书，我前后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先后读了10遍，讲稿修改了5次。为了弄清银行券是什么，我查资料，向专家请教，就用了两周时间。现在想起来，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研究备课之后，对《资本论》第三卷中这部分“最复杂”“最困难”（恩格斯语）的问题，我总算大体上弄明白了。就这部分内容，我最多讲过7天半，最少只讲40分钟。课后学员反映，对邓小平同志讲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招棋活，全盘皆活的道理，有所领悟了。通过备课、讲课、与学员一起探讨，我把这部分内容的重点难点，整理成65个问题。先由《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专辑刊出，后经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乔培新推荐，由金融出版社以《关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若干问题》为书名正式出版，此书受到金融类专业研究生欢迎。
　　在党校这段教学经历中，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是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时期，主要是重工业太重，轻工业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农业正从危机边缘复苏。如何调整认识，分歧很大。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政策研究室出了一本《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摘编》，主要是《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想让干部通过理论学习，认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以便统一认识，有效贯彻。为此，党校办了一个宣传部长学习班，当时主要原因是难读，理解不深，因此不准备马上大面积推开。后来各省知道后，反响强烈，要求党校编写学习摘编本。当时距离开学只有一个多月。王珏同志接到任务后，立刻组织了四个人，由他本人牵头，每人负责一篇，先写好辅导稿，内容包括内容简介、理论难点、现实意义。共学习四周，每篇辅导两次。整个北京以中央党校礼堂为中心，还有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解放军三个分会场，四五千人听课，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当时的分工任务是“资本周转”部分，这部分理论我比较熟悉，曾给理论部讲过“社会主义资金运动”专题课。但这一篇共十几章，有两个难点，一是理论难点，二是后面的十来章内容很散，串不起来。第一个难点，结合实际可以讲明白，第二个难点就是总也统不起来。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在学员中作了大量调查，同时利用在外边小班讲课时进行试讲，虽有提高，但仍没有突破。后来在教研部试讲时，大家提了不少意见，经过这些工作，我逐步弄清楚了，所谓资本周转关键是速度，要害是效益。用速度和效益这个魂，就可以把看似孤立的十几个土豆串起来了，一段时间困扰我的问题迎刃而解了。为了更有把握起见，在上大课前一天，我在新疆班又试讲一次。为了稳妥，我把教研部领导也请去把关，后来他们鼓励我，大胆讲，问题不大。
　　经过近两个月的反复研究，我已经比较熟悉内容了。上课时，我基本上可以脱开稿子，面对一千多位学员比较自然地讲解了，效果不错，超出我的预期。
　　“党校的教学，如果没有研究的基本功，讲起课来是轻薄的”
　　采访者：您不仅在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科研方面也是硕果累累。作为一名党校教师，您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的？
　　臧志风：过奖了。其实对我来说，相比较而言，科研能力是我的短腿，所以提高科学研究能力是我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党校的教学，如果没有研究的基本功，讲起课来是轻薄的，这对我压力很大。为此，我除了利用学校平台向学员调查研究外，还主要采取以下几个途径提高研究能力。
　　一是集中时间到国家综合研究部门工作。1983年春节过后，教研部派我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一年。这期间，我参加了以价格改革为重点的几个专题对策研究。我每天从党校坐公共汽车到中南海去上班，早出晚归。冬天是披星戴月，夏天是烈日当头，很是辛苦，但我觉得过得紧张而充实。当时，除了完成中心交办的任务外，还注意就我在教学中碰到的问题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和思考。平时上班忙，没时间写作，就利用休息日写文章。一年多的时间下来，我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其中有的文章在社会上还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例如，针对当时社会上把物价稳定与物价必要调整对立起来，要求稳定、害怕必要调整的情绪，我写了一篇《经济改革中物价的稳定与调整》的文章，用理论及当时改革实践中的事实说明物价调整和稳定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只有有效调整，逐渐理顺价格，才能发展生产，有效稳定物价。另外，针对当时物价改革中比较重视价格体系的改革，不太重视体系中的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状况，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就《探索一条可行的价格改革的路子》作了发言，引起与会者的重视。这个发言刊登在国家物价局主办的《价格理论与实践》月刊1984年第5期上。同年11月，国务院一位领导就提出，物价改革要坚持调放结合。
　　二是积极参加校内重大问题研究。1988年和1989年，我参加了王珏教授主持的“三、五、八中期改革规划”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形势和对策”两个国家级课题研究。这些研究有利于我深层次理解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把握改革发展的全局及其内在趋势。我执笔写了一篇《如何走出价格改革的困境》的分析报告，在新华社《瞭望》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内多家刊物作了转载，有的还进行了专访，境外也有多家报纸刊发文章的观点。我也曾以此为题，给一年制培训部学员做了一次专题讲座。学员们反映，入学一年来听到有关价格改革的报告至少有4次，这次讲座有理论有实际，很有启发。
　　三是针对某一问题到基层调查研究。所有这些调查研究，增强了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关注，也对微观经济活动中出现的新事物有了浓厚兴趣。有了这些基础，对理论教学中联系实际的问题，心中就有些底气了。
　　讲课和写作有相通的地方，但也有区别。为了练笔，我除了写一些研究性论文外，也把教学中遇到的一些现实针对性强的问题写成小文章，投给《中国青年报》，很受欢迎。在大约1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任该报特约通讯员。
　　“要善于找到理论和实际的中介环节”
　　采访者：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学风，也是党校教育的基本方针，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当中，您是如何把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贯彻到教学实践中的？
　　臧志风：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是理论教学的基本原则，但在实践中贯彻这一原则很难。往往是讲完基本原理，再举一个现实例子，理论和实际是两张皮。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呢？我有几点体会。
　　首先要吃透理论，要研究透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就经济学来说，要先学好《资本论》，《资本论》所追求的自由、公正、反对奴役压迫的理念，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并没有过时。另外，除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外，《资本论》还揭示了发达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实际上，《资本论》的逻辑就是市场经济的逻辑。正如有的学员所说，《资本论》在当今仍然是指导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最好教科书。
　　其次，联系实际不能简单地对号入座、贴标签。1979年秋季，教研室让我给理论部学员讲一次《社会主义资金运动》的课。这个课题的理论框架自然是来自《资本论》第二卷中的《资本循环和周转》。我反复读了原著，听了教研部有关老师的讲课，也看了当时苏联的有关教科书。我发现，除了把资本改成资金外，几乎与《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说的一个样。至于当时要讲这个专题的针对性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用？我十分茫然。这时，我看了孙冶方的《流通概论》一文，茅塞顿开。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缺乏严格的经济核算，不计成本，固定资本多多益善，有备无患。可见，要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必须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要让企业自负盈亏。
　　再次，要善于找到理论和实际之间的中介环节。吃透理论的精髓后，还要找到理论与现实连接的桥。这个桥，一般地反映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和观念的更新上。当时学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除了受“姓社姓资”的困扰外，往往把否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国家必要的宏观管理混淆在一起，认为否定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国家什么都不管了。其实不是不要管理，而是如何以市场为基础，尊重经济规律，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管理，有效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一堂课如果讲好了，学员会有一种顿悟之感：噢，原来是这样！觉得有启发，有收获。
　　我常常在想，我在党校这大半辈子所做的，只不过是在课堂上划着了一根火柴，用它点燃了学员们心中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传承理念的敬仰和追求的火焰。
　　（访谈整理：赵 杰 苏敬装）